历史上著名的庚子赔款源于1900年，这一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随即八国联军武装干涉入侵北京，翌年9月，清廷被迫与列强各国签订《辛丑条约》。条约议定，中国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损失共计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由1902年起至1940年止，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九亿八千多万两白银，史称庚子赔款。根据条约，按年息四厘，本息共计，美国应得美金53551551.15元。此前流行的一般说法认为，1906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学，资助中国学生来美留学。在明恩溥等人推动下，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出赞助中国教育的咨文，1908年5月25日美国会通过议案，将赔款中超出美国实际损失的部分退还中国。美国先后退还中国庚款本利共计27920000余美元。美国总统于1908年12月28日在实施法令中指示，赔款退还从1909年1月1日开始，退还的庚款将用于帮助中国发展教育事业，培养赴美国的中国留学生。1909年6月，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同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交学务处作游美肄业馆，清华大学雏形由此形成，在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同年10月赴美，这是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0年8月举行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70人，第二批庚款生中，出现了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著名学者。1911年初，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简称清华学堂，1912年11月改称清华学校，第二批留美幼童中的唐国安出任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此后十多年间，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多达千人。1928年，清华学校改名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1933年，又开始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现代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行动至此达到高峰。

　　客观而论，由西方列强退还庚款而导致的现代中国大规模的留学行动，对中国全面走向现代化，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据统计，上世纪中叶，代表中国最高科学水准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近半数为庚款留学生。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庚款留学计划这一重要的创意呢？长期以来，相当一些舆论将此归功于美国方面，典型的如胡适先生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记》一文中的说法：“西历千九百零七年十二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君咨文议院，中有一节论赔款善后事宜，其言曰：当日政府之初意，本欲俟各种损失清偿之后，即以盈余之数交还中国，以为友谊之证，云云。是为美国退还赔款之议之肇端。罗氏又云：此邦（美国）宜竭力助中国之教育发达，使此地大人众之帝国，能振拔以适于今日之竞争世界，即如招致中国学生来此邦留学高等教育，亦达此目的之一法也。据此则赔款遣学生，其议实创自罗氏也。”[1]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本文将追根寻源，揭示此一历史事件的最初推动者——梁诚及其促成庚款留美计划实现的鲜为人知的近代科技史料。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美国主动退还一部分庚款之说被当成一个既定事实，促成庚款退还并用于选拔优秀学生赴美留学的真正倡议人，却如历史事件本身一样，随时间的推移渐行渐远，逐渐为人们所淡忘。自胡适之后的论著大都沿袭此说。典型的如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2]和林子勋的《中国留学教育史》[3]，都只提到美国国会通过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一部分庚款的议案，至于庚款退回的倡议和用庚款派遣中国优秀学生赴美留学协议的达成过程，却没有提及；刘真主编的《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摘录了1924年9月康纳里斯·贝顿(Cornelius H.Pattern)在教会通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认为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系美国牧师史密斯博士（中文名为明恩溥）的功劳，“……在这两次会议的餐后演讲中，史密斯博士曾谈到庚子赔款的尚未动用部分，该项巨款经过各方合法的要求，已为华盛顿国库所冻结。按照史氏的意见，此巨款应该真诚地归还中国，不过，必须在巩固两国友谊的方式下来实现。”“……可以规定必须用在选送优秀中国青年来美深造，同时更规定此项学生回国后，必须担任公职，或从事于公众福利事业。”[4]李绪武的《清末留学教育之研究》也认为：“美国放弃此项赔款，史密斯博士之功也，史氏为美国传教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回国，力主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适当运用，以增两国之国交。”[5]

　　众口一词的美方主动说，使得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扑朔迷离。直到1997年，才有学者对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史实作出新的考证，初步揭开这一历史事实的真相[6]。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对庚款留美计划的发端，作进一步考证，以深入认识庚款留学计划的真实背景及其历史意义。

　　二、梁诚首倡以庚款兴学留美计划实现庚款退还的史实考证

　　如上所言，真正推动庚款退还及庚款留学计划实现的不是美国人，而是当年留美幼童中的一员——时任中国驻美公使梁诚。

　　梁诚，原名丕旭，字震东，广东番愚人，生于1864年，1875年作为第四批留美幼童成员之一赴美留学，1881年尚未毕业，随全体留美幼童被召回。回国后，梁诚初任总理衙门章京；1886年，以候选县丞资格，随张荫桓公使赴美，后升任使馆参赞，从此开始其外交生涯；1897年，随张氏赴英，奉贺英女皇维多利亚(Victoria)登基60年庆典，返国获授直隶候补道；1901年，奉命作为醇亲王载沣为专使的首席随员赴德国“谢罪”，德皇威廉二世要求中方叩头示歉，中方断不能受，随即梁诚建议以鞠躬代替，妙解争执，英美舆论多有赞许；1903年3月，因前驻美、日（日是日西巴尼亚的简称，即今西班牙）和秘鲁等国公使伍廷芳任期届满，梁诚继伍廷芳出任上述诸国钦差大臣。

　　庚款退还缘起于《辛丑条约》赔付方式的外交斡旋。在《辛丑条约》各国赔款所用货币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之前，美国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同意中国以白银偿付赔款，后来由于其他国家一致主张用黄金作为赔款货币，美国自然也不例外。由于签订条约时没有考虑到金银汇率的浮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政府愈发感到一律用黄金偿付赔款，财政压力太大，也有失公平，因此令驻美公使梁诚向美国政府商请改用白银偿付赔款。1907年9月30日香港《中国日报》译载的《鸟约泰晤士报纪美国减收清国赔款事》一文，对此有准确记载，梁诚答记者问说，“此事之缘起，系我国政府命予商请贵国政府将辛丑条约所载赔款，暂改收银，因该约所载赔款数目之用金用银，欲求公允，尚需重议也。”（[7],11页）在1905年1月19日梁诚致外务部函中，也记录了梁诚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1838～1905)关于赔款用银问题的讨论，“诚遵即面告美外部海约翰，海云此事前接康使来电，经已复令按照各国一律办理。诚告以赔款用银，美国独倡其议，且已慨允于前，安可反复于后，海云当时用金用银之说未定，美国顾念邦交，特允暂行用银，以待各国公议，今各国既得贵政府允认还金，美国自当一例相待”（[8],73页）。由此可见，梁诚向美国政府的商讨并没有立刻取得成效，美国人依然坚持和他国一样要求黄金赔付。

　　看到以白银支付的努力希望渺茫，梁诚只能放手一搏，向美方剖陈利弊，在1905年1月19日致外务部函中，记录了梁诚向美国务卿海约翰交涉的具体过程：“中国财政支绌，贵大臣所深知，现筹赔款已穷罗掘，一概还金，势须加增租税，民间艰于负荷，仇洋之念益张，大局或有动摇，祸患何勘设想。贵大臣素主保全宗旨，当能为我筹也策。”（[8],74页）当时的美国迫切需要的，就是保护其在华利益不再受到侵犯。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的美国赴华专使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函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致海约翰的函件中，柔克义说：“我们必须尽可能防止因偿付赔款而对中国百姓开征新税，因为这样做会加深和延续他们的敌对情绪，我们最终所受的损失会比现在所要取得的几百万还多得多。”（[9],179页）因此，梁诚的那番话，正好碰触到了美国政府的痛处，1905年1月19日《驻美公使梁诚致外务部函》中详细记载了梁诚在向美方海约翰剖陈利弊后，“海为动容，默然良久，乃谓庚子赔款原属过多，现在各国还金已有成议，美款较少，即使收银亦省无几。”（[8],74页）的细节情况。

　　于是，一个重大的转机出现了！听海约翰说庚子赔款“原属过多”，聪敏的梁诚便没有在赔款支付方式上继续周旋，转而利用身处美国的便利，立刻展开调查，发现美国当初的实际损失额不及分摊所得庚子赔款额的一半（[7],235页）。掌握这一事实之后，梁诚巧妙地向海约翰提出减收赔款的提议，“诚以其（海约翰）语意较松，或不过于坚执，因语以各国若将赔款核减，于我财政殊有补益，贵国如能倡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海言贵大臣所言确有至理，自当极力代谋”（[8],74页）。梁诚使美所遗文书中的一份电报，也为我们提供了梁诚争取退回部分庚款的经过，“辰遵敬电告外部，总统廷议，谓各国还金，美独否，议院必不允，外部言，出入无多，不便两歧。名讽以减收赔款，外部语意虽缓，办冀可成，较之金亏，所省犹巨；惟暂宜秘密，免别国阻惑，俟成后，或可援令照办。”（[7],280页）以上史料确凿证明，美国退还多余部分的庚子赔款，并非出于主动，而是缘起于驻美公使梁诚的不懈努力。至于退还庚款的具体用法，其创意也始于梁诚。据《吴宓自编年谱》记载：“宓在文案处一年，得阅读许多秘密之档案，备悉早年清华创办之实况与详情。”“例如美国何以独慷慨愿退还此一部分之‘庚子赔款’？——实由我国驻美公使梁诚（广东省人），曾在美国国务院阅读其秘藏之档案，又在美京国会图书馆翻阅各种记载、文件，得知美国政府1901年向中国政府索取庚子赔款时，其所提出美国人在北京等处所受义和团焚杀劫掠之损失（生命财产），事实不尽正确。故由此根据而造成之赔款数目字，亦是曾经妄为扩大，实嫌太多。……彼美国人已承认其为‘虚构捏造，不合事实’，而责评其‘索取过多，不合道德’者矣。”“梁诚公使乃取此类之事实与文件，分别编录成册。暇时，辄与所识美国国务院及外交部之官员，从容谈说。最后，乃直对国务卿海约翰氏婉言：以美国之富，与中美邦交之厚，美国岂吝此区区资财。若能根据切实之调查，将其中‘多取、不应取’之部分，全数退还中国，又须善为使用该款，例如派遣中国男女学生，赴美国留学，则在美国既光明正大、改正其错误，中国亦感激受惠之深，从此更诚心倾向美国矣，云云。海约翰氏深为所动，遂有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之义举。此1907至1908年事也。”由于事件涉及中美高层机密，即使是作为庚款生的吴宓，也感叹其不为人知之憾了：“……宓按：六七十年来，即由清华出身之留美学生中，有几人得知美国此义举半出于被动？谁知梁诚公使之智术与伟功哉？”[10]

　　为核实吴宓的分析，我们对梁诚当年的函件又作了追踪。1905年5月13日致外务部函中，梁诚明确说明“赔款减收似可图成，宜声告作为设学游学之用请酌示由”“兹查此项赔款，除美国商民教士应领各款外，实溢美金二千二百万元。自海约翰代陈鄙意，倡议减收，又经诚运动劝说，近来上流议论已觉幡然改变，……观其机兆，似可图成。”“连日与柔及署外部等商榷办法，柔言，总统以为，此项赔款摊付之法，中国早经筹定，若果交还，不知是否摊还民间，抑或移作别用。诚答以交还不应得之赔款，贵国义声足孚遐迩，减免之项如何用法，则是我国内政，不能预为宣告。”“诚惟今日列强环伺，若不觇我措施，定其应付，不有非常举动，无由戢彼奸谋。今美总统所言，无论是否有心于涉，均应预为之地，庶免为彼所持，尤应明正其词，庶彼为我必折，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之用，在美廷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纵有少数议绅或生异议，而词旨光大，必受全国欢迎，此二千二百万金元断不至竟归他人掌握矣。在我国以已出之资财，造无穷之才俊，利害损益已适相反。”([8],76～77页）这些函文明确无误显示：不但首先倡议美国减收庚子赔款的是梁诚，而且提出用退款广设学堂派遣游学这一重大创意的人还是梁诚！对此，1921年4月的《清华周刊》10周年纪念号，第一次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可是退还赔款一件，既非我国政府的起意，也非美国政府的自动。我们要推求本校第一的功人，还应该感谢促成此事美前外交总长海约翰和当日外务部之中堂尚书，劝令美国减收赔款及主张办学以兴起美人之观感的驻美梁前公使。”（[8],25页）“……当时主持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一举，在我国由梁氏独争，在美国亦由梁氏首倡。……独梁氏的劳绩至今没人提及也没人知道，这是我们所不可不牢牢纪念的。”（[8],26页）

　　由此可见，仅仅10多年过去，梁诚的这一历史功绩就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

　　梁诚作出庚款留美计划的创意，绝非偶然。考察梁诚历史，系留美幼童中的第4批学生，就像当初的容闳一样，在深刻感受西方先进科技的魅力之后，回国后始终不忘寻找机会，尽自己最大努力，让更多的中国青年走出国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梁诚赴美就任公使时，偕同赴美留学的学生多达26人，“当五六载以前，中国士子留学美国者，盖不多觏，而东美尤绝无而仅有。……至二十九年春，梁公使震东，奉使是帮，同行学生有二十六人之多。”（[7],6页）在1906年7月举行的东美中国学生会第二次大会上，梁诚亲自出席，致词两次，并担任演说比赛的裁判员（[7],8页），足见其对留学教育和培养人才的高度重视。正是梁诚的独特学术背景和外交身份，使其必然地提出了庚款留美这一创造性的计划，身为中国驻美公使的梁诚，深知退款用于何处与庚款退还是否成功休戚相关，于是提出减收之款用于广设学堂派遣游学的主张。事实证明，这一主张不但切实可行，也得到了中美官方的认可，1905年6月1日外务部致梁诚：“尊意谓宜作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所拟最为妥协，以为美廷所乐从。”（[8],79页）从容闳到梁诚再到庚款留学生，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门，就这样被这些先进的中国青年们持续不懈地逐渐打开。

　　三、美国同意退还部分庚款并用于资助学生留美的历史原因

　　由中国驻美公使梁诚首倡，并用心良苦提议将退还庚款用于选派中国优秀青年赴美留学，其间虽屡遭波折，最终还是获得美国政府同意，退还了超出其实际损失部分的庚子赔款，1908年12月31日，美国国务卿鲁特(Elihu Root,1845～1937)致函梁诚：“我在此荣幸地转呈一份1908年12月28日的实施法令，该法令根据1908年5月25日国会两院联合决议，将有关1900年北京义和团骚乱所造成的损失及花费的部分赔款予以退还。我高兴地通知您，该项退款将从1909年1月1日起始。”（[8],109页）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接受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的提议，退还部分庚款，作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也有其内在的历史缘由。

　　早在辛丑条约的谈判过程中，美国政府就相对采取了一定的克制政策，尤其在赔款问题上，美国政府一开始即主张“这些赔款的总额不应超过一个合理的数目，应该完全在中国的偿付能力之内。”（[9],4页）后来在美国务卿海约翰致驻华公使康格(Edwin H.Conger)和赴华专使柔克义的电文中，也反复重申了这一主张。美国人为何如此慷慨呢？1901年4月29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致柔克义的电文，道出了他们在赔款问题上的真实想法，“本政府认为，更多的优惠和实行行政改革要比大量的金钱赔偿更合乎需要。”（[9],450页）1901年4月25日美国赴华专使柔克义致国务卿海约翰的函件中，则透露出他们主张索赔总额尽量合理的另一原因，他说，“我们必须尽可能防止因偿付赔款而对中国百姓开征新税，因为这样做会加深和延续他们的敌视情绪，我们最终所受的损失会比现在所要取得的几百万还多得多。”（[9],179页）而1901年5月25日美国赴华专使柔克义致国务卿海约翰的函件，则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清了美国政府在谈判过程中一直采取克制政策的真正动机，“的确，美国按比例削减赔款的提议没有获得一个国家的赞同，但是我们坚持的克制方针无疑有助于促使他们限制自己的要求，倘若没有我们的努力，中国无疑将会被迫接受比那些可能将要提出的远为苛刻的条件。美国的克制政策还带来了其他显然有益的成果。”“美国在各国的会议上还能够在其他许多方面施加克制的影响。……我坚信在谈判的剩余日子里，我们将更能从其他方面证明总统政策的明智，并运用这个政策大大增进美国在中国的利益。”（[9],232页）

　　可见，“增进美国在中国的利益”，这是美国政府采取怀柔政策的真正动机，梁诚动议庚款留美计划，在美方看来，无疑符合“增进美国在中国的利益”这一大前提，因为至少可以增进中国对美国的了解。正是基于这样的长远考虑，在庚子赔款的谈判中，美国政府一直认为各国代表要求的最低总额四亿五千万两太多，提议按比例缩减赔款总额，但没有获得其他国家的赞同。最后当赔款总数四亿五千万两几成定局时，美国政府也顺水推舟同意了这一赔款总数（[9],241页）。正因如此，后来当梁诚向美国商请庚款暂改白银支付遭遇障碍，转而进一步商请退还部分庚款时，美国政府也就比较容易接受这一退款请求了。

　　然而，如果没有一个妥善的计划，美国方面仍然会耽心所退款项会被中国政府“移作别用”。值此时机，梁诚提出新的庚款留美计划，可谓一举两得的绝好创意。

　　众所周知，由于美国的排华浪潮，自1881年清政府中途撤回留美幼童后，近代中国的留美活动一度陷入沉寂，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留学潮转向日本，这极大地刺激了美国。1906年美国伊里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校长詹姆士(Edmund J. James)曾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8],72～73页）由此可见，处于落后局面的中国需要继续向美国学习，而美国政府出于其战略考虑，也希望和教育界采取一系列行动，将中国的留学潮引向美国。

　　经由公使梁诚居间协调，美国政府终于同意将退还的庚款用作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经费，庚款留学计划由此全面启动，成为自幼童留美计划之后，现代中国最大的一项官方留美计划。

　　后来的中国科技发展事实证明，庚款留美生为建立和发展中国的科技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现代中国各个科学学科的奠基人。如胡明复、姜立夫、江泽涵之于数学，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之于物理学，杨石先、侯德榜、庄长恭、孙承愕之于化学，秉志、胡先辅、钱崇澍之于生物学，茅以升、梁思成之于建筑学，竺可桢之于气象学等等。如果考虑其他庚款留学生，这一名单还将写得更长。

　　近代中国首次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幼童留美计划虽遭夭折，但作为留美幼童之一的梁诚，在列强环伺之际，凭借其过人的智慧和胆略，首倡以派遣留美学生的方式，实现了美国退还中国超出其实际损失部分的庚子赔款，引发了其他国家的庚款退还，不但大大减轻了中国的赔款负担，更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留美运动，肇始了此后的清华学堂，为中国造就了一大批年轻有为、杰出优秀的科技人才，对中国科技现代化的进程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深远影响。梁诚的这一历史功绩，的确“是我们所不可不牢牢纪念的”（[8],26页）。

注释：略

附1：第二批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学生榜

（来源：搜狐博客《木木：木有书读》，经与胡颂平《胡适之先生长编年谱初稿》第一册中的名单对比，个别人名写法有出入。据胡适记录，他的这份名单来自竺可桢，同时说明“中国政府最早派遣留学美国的学生四批，其姓名履历都保存在徐雨之的年谱里”，想来这份名单至少有胡适年谱版、赵元任年谱版和徐雨之年谱版三种。）

读《赵元任年谱》见一份宣统二年（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美国的学生名单。这份名单过去曾经见过，但想不起来是在哪里看到的。查网络，学术交流网上也有这样一份名单，是从李敖的《胡适评传》中复制来的。二份名单基本一样，应该都是胡适抄录保存的。但二份名单在转抄、引用的过程中，有些错误和出入。有的是笔误，有的是因汉字繁简转换出现的问题。我稍微校对后，转载如下。

《赵元任年谱》中还附录了胡适当初得到这份名单时，写下的一些说明。（《赵元任年谱》第64页，附件二。该附件原保存于赵元任私人文件夹。）

“民国二十三年二月，我在南京竺可祯先生家中看见他保存的这张榜文。我托他抄一份，寄给我。寄来之后，我又托章希吕先生重抄一份保存在我的日记里。中国政府最早派遣留学美国的学生四批，其姓名履历都保存在徐雨之的年谱里。我盼望这张榜也可以长久保存，为后人留作一种教育史料。

当时规定留学生年龄不得超过二十岁，所以榜上诸人所报岁数往往有以多报少的。

同榜七十人，以省份计，如下表：江苏29，浙江14，广东10，直隶3，安徽3，福建3，四川3，贵州2，湖南1，广西1，山东1。

以学校计，则约翰书院最多，约12人，南洋公学（上海高等实业）次之，约7人，岭南学堂又次之，约5人。东吴大学，江南高等，唐山路矿，复旦公学，南洋中学，五校各约4人。其余各校皆在二人以下。

……

宣统二年（1910）至今为二十四年，此七十人中，死者近十分之一，其职业不可知者已近十分之三。

一九三四，三，二十七，胡适记”



研究一下这份名单还是很有意思的。

在这份名单中，有几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第2名赵元任，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第28名竺可祯，科学家；第16名钱崇澍，著名植物学家，第10名张彭春，戏剧家，他哥哥是南开的老校长张伯苓；还有第55名胡适，名气最大了。有很多人喜欢拿胡适只排55名来说事，说胡适当初的学习成绩也不是很好嘛，却在后来成为大学问家，可见排名并不是很重要，等等。其实不然，这70人并不是某一个班级的学生，而是从当时全国四百多名考生中选取的，胡适能进前55名已经很不错了。而他后来的功名成就，如果不考虑政治的因素，仅就学问而言，这家伙其实也没做什么。

榜单中的57名胡达（即胡明复）和43胡宪生都是无锡人，堂兄弟，胡适最初看到这份榜单的时候，还以为自己的名字被人家写错了。后来有很多人误以为胡达和胡适是兄弟。胡达（胡明复）是当时这批游美学生的监护胡敦复的弟弟，胡敦复还有一个弟弟叫胡刚复，是第一批庚款留学生。世人称兄弟三人为“胡氏三杰”。

排名第一的杨锡仁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舅舅。费孝通后来由清华公费出国留学，按说用的也是庚子赔款剩下的钱，但那时一般不叫庚子赔款留学生了。费孝通留学去的是英国。榜单上说杨锡仁是江苏震泽人，震泽就是现在的吴江，第36名叫王预，籍贯江苏桃源，这个桃源是不是也是现在的吴江呢？还得请教懂的人。

胡适说这个名单中有29名江苏人，这是当时的说法。其中有三名是上海人，那个时候上海属于江苏。所有的学生中，从上海毕业的最多，约翰书院就是后来的圣约翰大学。

33名席德炯，江苏吴县人，大名鼎鼎的“席家花园”就是他们家的。

53名过宪先，江苏金匮人，金匮，现属无锡。这人就是后来著名的农学家过探先。他大概就是前面胡适所说的虚报年龄的人。辞典上说过探先是1886年生人。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赵元任和胡适是同一天去世的。胡适死于1962年2月24日，赵元任则于1982年2月24日去世。赵元任是胡适真正的好朋友之一。

62名陆元昌，19名路敏行和赵元任这三人居然是小学同学。路敏行又叫路季纳，后来去了浙大教书，化学家。陆元昌后来做什么去了，我就不知道了。这70人中，有一些为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学术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更多的，就像胡适所说的那样，最后成为了“不可知者”，他们的意义在于，为而后中国一轮又一轮的“公款留学潮”作了一个涂金的榜样。所以，有些事情并不像现在某些研究者说的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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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姓名 年岁 籍贯 学堂 平均分数
1 杨锡仁 一八 江苏震泽 上海南洋中学 79 7/20
2 赵元任 一九 江苏阳湖 江南高等 73 2/5
3 王绍礽 一九 广东南海 唐山路矿 71 17/20 （《赵》：王绍祁）
4 张谟实 一九 浙江鄞县 约翰书院 69 3/4
5 徐志芗 一八 浙江定海 约翰书院 69 27/40
6 谭颂瀛 二0 广西苍梧 上海南洋中学 69 1/10
7 朱 菉 一九 江苏金匮 东吴大学 68 2/5 （《赵》：朱录）
8 王鸿卓 一九 直隶天津 家塾 68 7/20
9 胡继贤 一八 广东番禹 岭南学堂 67 17/20
10 张彭春 一八 直隶天津 天津私立中学 67 4/5

11 周厚坤 二0 江苏无锡 唐山路矿 67 29/40
12 邓鸿宜 一八 广东东莞 岭南学堂 67 19/20
13 沈祖伟 一八 浙江归安 约翰书院 66 23/40
14 区其伟 一八 广东新会 岭南学堂 66 9/10
15 程闿运 一九 浙江山阴 东吴大学 66 7/8 《赵》：程剀运）
16 钱崇澍 二0 浙江海宁州 直隶高等 66 17/20 《网络》：钱崇树）
17 陈天骥 一七 浙江海盐 约翰书院 66 3/5
18 吴家高 一九 江苏吴县 美国加厘福宜大学 66.5
19 路敏行 二0 江苏宜兴 复旦公学 66 11/20
20 周象贤 二0 浙江定海厅 上海高等实业 66.5

21 沈 艾 一七 福建侯官 家塾 65 39/40
22 陈延寿 一七 广东番禹 长沙雅礼大学 65 27/40
23 傅 耆（加马偏旁）一九 四川巴县 复旦公学 65 2/5 （《赵》：付肃）
24 李松涛 一九 江苏嘉定 约翰书院 65 1/5
25 刘寰伟 一八 广东新宇 岭南学堂 64 19/20 （《网络》： 刘震伟）
26 徐志诚 一九 浙江定海 约翰书院 64 17/20
27 高崇德 一九 山东栖霞 山东广文学堂 64
28 竺可祯 一九 浙江会稽 唐山路矿 63 4/5
29 程延庆 一九 江苏震泽 约翰书院 63 3/10
30 沈溯明 一九 浙江乌程 浙江两级师范 63 3/10

31 郑达宸 一九 江苏江阴 复旦公学 63 11/40
32 席德炯 一七 江苏吴县 上海实业 63 1/5
33 徐 墀 二0 广东新宇 唐山路矿 63 1/10
34 成功一 一九 江苏江都 东吴大学 32 32/40
35 王松海 一八 江苏丹徒 约翰书院 62 7/10
36 王 预 二0 江苏桃源 江南高等 62 13/20
37 谌 立 一九 贵州平远 家塾62.
38 杨维桢 一九 四川新津 复旦公学 62 2/5
39 陈茂康 二0 四川巴县 重庆广益中学 62 3/10
40 朱 进 二0 江苏金匮 东吴大学 62 1/8

41 施赞元 二0 浙江钱塘 约翰书院 62
42 胡宣明 一九 福建龙溪 约翰书院 61 17/20
43 胡宪生 二0 江苏无锡 译学馆 16 19/40
44 郭守纯 二0 广东潮阳 约翰书院 61 1/40
45 毛文钟 一九 江苏吴县 直隶高等工业 60 9/10
46 霍炎昌 二0 广东南海 岭南学堂 60 9/10
47 陈福习 一八 福建闽县 福建高等 60 13/20
48 殷源之 一九 安徽合肥 江南高等 60 1/2
49 符宗朝 一八 江苏江都 两淮中学 60 2/5
50 王裕震 二0 江苏上海 美国加厘福宜大学 60 7/20

51 孙 恒 一九 浙江仁和 杭州育英中学 59 25/40
52 柯成懋 一七 浙江平湖 上海南洋中学 59 11/20 （《网络》：柯成楙）
53 过宪先 一九 江苏金匮 上海高等实业 59 7/20
54 邝翼堃 一九 广东番禹 约翰书院 59 1/4 （《赵》：邝翼坤）
55 胡 适 一九 安徽绩溪 中国新公学 59 7/40
56 许先甲 二0 贵州贵筑 四川高等 58 1/4
57 胡 达 一九 江苏无锡 高等商业 58 1/10
58 施 莹 二0 江苏吴县 上海高等实业 57 29/40
59 李 平 二0 江苏无锡 江苏高等 57 7/20
60 计大雄 一九 江苏南汇 高等实业 57 13/40

61 周开基 一九 江苏吴县 上海南洋中学 56 19/20
62 陆元昌 一九 江苏阳湖 上海高等实业 56
63 周 铭 一九 江苏泰兴 上海高等实业 55 9/10
64 庄 俊 一九 江苏上海 唐山路矿 55 3/20
65 马仙峤 一八 直隶开州 保定高等 53 2/5 （《网络》：马仙嵪）
66 易鼎新 二0 湖南醴陵 京师财政 53 2/5
67 周 仁 一九 江苏江宁 江南高等 51 7/10
68 何 斌 二0 江苏嘉定 浙江育英高等 51 9/40
69 李锡之 一九 安徽合肥 安徽高等 50 23/40
70 张宝华 二0 浙江平湖 美国加厘福宜大学 50 1/5

附2：

胡适：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记——兼问：李敖为什么说谎？

（论坛N手转帖，原作者已找不到。这篇帖子对上文庚款留学的梁诚斡旋说提出了质疑，同时，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官网对清华校史的记录，明确写道：我国驻美公使梁诚，因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氏有“美国所收庚子赔款原属过多”之语，一方面分向美当局劝请核减，一方面上书清廷请以此款设学育才。中间虽因发生粤汉铁路废约之关係而生阻，但梁氏努力不懈，卒得美国国会之赞同，将处置赔款全权付与总统罗斯福。庚款留学的最直接推动力究竟是什么，仍存争议，但想来如此重大的一件事，肯定不是哪一方一厢情愿就可以促成了。）

辛丑和约，美国以海陆军费及商人损失不赀，遂索赔款约数二十五兆美金，合中国银三十四兆两有奇。是年四月，各国摊派赔款总数四百五十兆两，美国分得三十二兆九十三万两有奇，合美金二十四兆四十四万元有奇，议定分四十年付清，年息四厘。
事定，美国政府下令，凡美国教会教士商人等，于庚子拳匪之乱，受有损失者，或死者之家属，皆得于此项赔款内，领取赔偿抚恤之费。令下，计来领偿金者，共得二百三十余人，共发给美金一兆九十九元有奇。加入陆军用费七兆十八万零，及海军用费二兆四十八万零，共计美国于庚子一役，所受损失之确数，为美金十一兆六十五万有奇。而于所得赔款二十四兆四十四万之内，减去此数，盖尚余十二兆七十余万金为浮数云。

西历千九百零七年十二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君咨文议院，中有一节论赔款善后事宜，其言曰：当日政府之初意，本欲俟各种损失清偿之后，即以盈余之数交还中国，以为友谊之证，云云。是为美国退还赔款之议之肇端。罗氏又云：此邦（美国）宜竭力助中国之教育发达，使此地大人众之帝国，能振拔以适于今日之竞争世界，即如招致中国学生来此邦留学高等教育，亦达此目的之一法也。据此则赔款遣学生，其议实创自罗氏也。

明年正月，议会通过议案如下：大总统得有全权，斟酌减损一九零一年九月七日与中国所订拳乱赔款二十四兆四十四万七百七十八元九角一分之债券，须使此项赔款之总数，不得过一十一兆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九十二元六角九分（此即美国损失实数），期所余之数，大总统斟酌行之。

是时十二月二十八日，以国务卿鲁特（Elihu Root）之进言，总统罗期福下令曰：（上略）准此则美国政府除确实费用及一切损失赔偿一十一兆六十五万元零之外，所余十二兆余美金，实为浮数，受之有惭德，应以之退还中国，以全友谊。惟中国自一九零一年七月一日至一九零九年正月一日，共已付若千金，于此一十一兆六十五万元之数，尚不足九兆六十四万元有奇，其自一九零九年正月一日以后，于中国每年分付之赔款内，留其若干份以凑足此九兆余元之数，而分其若干份，以归还中国。其每年退还之数，须照下列之表施行：

附预算分年退还赔款表

年份　　　　　　　　　　　　　　　退还中国之数

一九零九至一九一零　　　　　　　　每年四八三，零九四元美金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　　　　　　　　每年五四一，一九八元美金

一九一五　　　　　　　　　　　　　七二四，九九三元美金

一九一六至一九三一　　　　　　　　每年七九零，一九六元美金

一九三二至一九四零　　　　　　　　每年一，三八零，三七八元美金

一九零八年七月十一日，美国驻北京公使照会中国政府，告以退还赔款之议。九月十四日，吾国政府答书曰：“本国政府久感贵国邦交之笃，而无由申达谢悃，今大国如是盛举，何可不谢。蔽国闻贵国大伯里玺天德曾有愿中国学子留学贵邦之言，且蔽国亦仰贵国教育之发达，是以蔽国政府现已决意用此退还之赔款，每年派遣学生若干人至贵国留学，已另咨贵国外务部与贵国使臣会商一切办理之法，敬布腹心，伏惟照察。”

另附一书致美公使，宣告遣送学生办法大概，谓第一年至第四年，岁派学生百人，至第五年以后则每年派五十人。

一九零八年作月三日，美国务卿鲁特邮致美国驻京公使，所议办法大略如下：一、学生全数十之八须习实业工程诸科，其十之二可习政治法律。一、学生程度，（甲）中文能作数百字论说以上；（乙）能通晓本国经史文学；（丙）英文能直入美国大学；（丁）能略晓普通科学。（余略）

是年之冬，清廷派唐绍仪为专使，赴美国答谢退还赔款之盛意。

千九百九年，在北京举行第一次考试，派出学生四十七人，明年又派出七十人，同时取入清华学堂肄业百四十人。千九百十一年，由清华学堂考送七十人。现留美之赔款学生共百八十余人，后来者尚不可胜数，十年之后，赔款学生当遍于新大陆矣。

（据胡寄尘编《清季野史》，岳麓书社，1985年，183-185页）

庚子赔款与清华大学

1900年

农历庚子年，北京爆发了“庚子之乱”。当时，几十万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他们盲目排外，在各地尤其是北京，大肆打杀外国人，入京围攻各国使馆、教会大学和外国人住所，烧杀抢掠，众多教会大学均遭受惨重损失，不少外国人被杀死或受伤。义和团运动给美国在华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包括教育事业以严重的冲击，许多教会学校被义和团捣毁，不得不停办。义和团的举动令国际震惊，纷纷提出交涉，但清政府应对无策。 不久，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火烧圆明园，慈禧太后弃都而逃。

1901年

农历辛丑年，清政府被迫同1900年（庚子年）侵华的英、法、美、俄、德、日、意、奥等国，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关平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2238150两，以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通商口岸的常关也归海关管理。这就是著名的“庚子赔款”。各国的分配率以俄国最多，计 28.97％，德20.02％，法15.75％，英11.25％，日7.73％，美7.32％，意 5.91％，比1.89％，其余都不足1％。

1906年

美国国内教育界人士中力主向中国退还庚款并用于中国教育的代表人物是伊利诺大学 校长詹姆斯（Edmund J．James）。年初，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一份著名的《关于派遣教育考察团去中国的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鼓吹政府应将退还之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该备忘录中说：“中国正面临一次革命……哪里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里一个国家就能够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知识及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 收获……这就是说要使用那种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 他断言： “商业追随道德和精神上的优势，这比它追随于军旗之后更加难以避开。”

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 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他认为，退还庚款的实际目的就是要“避免将来中国再次发生类似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并大谈教育的重要性，称：“随着每年大批的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将最终赢得一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没有任何其 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联系在一起。”

1907年

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 美国留学。

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 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 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 盛举。”

1908年

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

7 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偿付美国庚子赔款所得的半数，共计1160余万美元，退还给中国，作为遣送留学生赴美之用，每年派100名学生赴美留学，直到赔款退清为止。为了培训赴美留学人员，清政府于1909年6月专设了游美学务处负责考选学生出国留学，并于1911年在北京建立了清华留美预备校，这所学 校从开办到1929年结束，共计派遣留美生1279人。

早期的清华，人们称它为“赔款学校”（Indemnity College），因为清华最初是用美国 退还的庚子赔款办起来的。清华学校的教育宗旨为“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

『庚子赔款』－－翻翻清华大学的『陈年旧账』

唐纪明　姜慧

你知道清华大学是用“庚子赔款”建成的吗？你知道美国银行还存有清华大学几千万美金却取不出来吗？翻开历史，我们不妨算一算陈年旧账。

庚款退还知多少

公元１９００年，是庚子年。八国联军的铁蹄踏破山河，打开了国门，也打开了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抹不去的屈辱。

翌年６月，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十二款。其第六款议定，清朝政府赔偿俄、德、法、英、日、美、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挪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等款项计算共合９８２２３８１５０两白银。由１９０２年起至１９４０年止，按照条约所列办法及汇率，折合各国货币偿付，是为“庚子赔款””

在这笔退款中，美国分得３２９３９０５５两，合美金２４４４０７７８．８１元。

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是４５０００万多人，所以此项赔款，大约每人被摊派一两银子。当初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和约中并未明确规定。而在１９０４年以前，中国每年对八国的赔款，都是用银；可是到了１９０４年，发生异议了。有些国家提出要用黄金赔款。因为金贵银*。中国用银赔款，便宜合算，美国原来同情中国，独倡用银支付。但后来变卦了。为了此事，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在１９０４年１２月上旬去问美国国务卿海约翰（ＨａｙＪｏｈｎ）。据理力争：“用金用银出入虽属不多，唯美国假定答应用银，将来别国尚有转机；如果一律用金，以后就更难翻案了。敝政府所争者即此，并非歧视贵国。现今为赔款而作的筹款，罗掘俱穷，一概还金，势须加增租税，民间难于负担，仇洋之念将日益高涨，大局很可能受到动摇，祸患何堪设想。”海约翰听了这番话。颇为动容，沉默良久，才慢慢地说：“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

原来美国只有参与密笏的高级官员才知道。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机收帆，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为祖国减少了１１８６１１２１１２元赔款。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１９０５年４月，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与梁诚就退款的问题，曾经有一次重要谈话。柔克义转达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意思：“总统认为，此项赔款摊付之法，中国早已筹定，若果交还，不知是否摊还民间，抑或移作别用。”这话有干预中国内政之嫌，但“弱国无外交”。早已洞悉美国退款要办学的梁诚事后立刻致函外务部，马上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在美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

为什么美国人想用庚款办学呢？义和团运动以后，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武装的镇压并不能消除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加以１９世纪末期美国的排华浪潮，曾在中国人民当中引起强烈反响。１９０５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反美爱国运动，上海等许多通商城市各阶层人民纷纷抵制美货，使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锐减，它在中国的市场受到沉重打击。

如何改善在中国的形象呢？他们认为只有改变中国人的精神才能改变这点。一位叫斯密士的在华美国传教士１９０６年曾回国鼓动“退款办学”，并受到罗斯福的接见。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１９０６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鉴于当时中国留学生去欧洲和日本的比去美国的多得多（仅１９０５年和１９０６年两年，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就达８０００多人）。詹姆士认为这对欧洲和日本来说，将会带来更多更大的利益，而不利于美国在中国的长远利益。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为什么美国不省力节事由自己出面直接办学，而要交由中国人来办，绕一个弯子呢？彀中有其难言之隐。原来自１８７７年至１９００年间，美国曾在中国办了许多教会学校。但是，当时清政府各省咨议局规定，官立学堂的毕业生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教会学校毕业生则没有这个资格。因此美国官员感到“教会学校……从未得到官僚阶级的多少支持。而它的毕业生极少可能找到官方任用的机会。难得有一个人会获得重要的位置。”因此，美国为给庚款学生开辟仕途，欲借此在中国社会各界施加美国的影响，采取了背后操纵由中国官方自办学校的形式。美国的如意算盘是从精神上、文化上控制中国的发展，但最终也没能如愿。

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２８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朝政府在最初的４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１００人。如果到第４年就派足了４００人，则自第５年起，每年至少要派５０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须８０％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２０％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朝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

于是，１９０９年６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

１９０９年８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６３０名考生中，录取了４７人，于１０月份赴美。

１９１０年送出学生７０名，同时还录取了１４３人备取生，入肆业馆短期训练，随时送往美国。

１９１１年考选了６３人赴美。

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美、法、比、葡等协约国对德奥宣战，由于中国的参战，协约国便将庚款展缓５年，并免于加算利息。而关于美国续还赔款之办法，经两国议定，自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１日起，分２３年又３个月退还。总数为１２５４５４３８．６７元美金，（每月计还４４９６５．７３元，每年计还５３９５８８．６７元）。

退款怎样使用呢？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于民国１４年６月第一次会议决定：一、发展科学知识；二、促进永久性的文化事业，如图书馆之类。

根据上述用款原则，基金董事会举办了多种事业。自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３０年间，在南京的东南大学、成都大学、东北大学、武昌大学学校，设立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及教育心理学的科学教习。设置了科学研究教授席，科学研究补助金、社会调查所、华美协进社、静生生物调查所、国立北平图书馆。

美国的两次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纷起退款，这一部分款项不在清华基金内。

清华大学对庚款的使用，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为清华本校的经费，每年约６０万元；另一部分为留美学生经费，每年约１００多万元。两项合计，约２００万元。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国际战争爆发，各国在美国的存款，包括庚款基金在内，一律被美国政府冻结。

１９４２后，我国政府还清了美国庚赔。

从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５后８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这３年多的庚款基金利息都自动滚为基金。由于战乱，直至１９４７年，清华大学才领到基金利息。

蒋梦麟在１９４７年１月９日曾致信校长梅贻琦：关于清华基金，经函转中华文教基金董事会，根据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３１日该会纽约财务委员会报告：基金为美金４３２．３万元，利息全年净收１５万元。

寻踪问迹庚款基金

半个世纪过去了，庚款基金几乎被历史淹没了。当年的庚款在美国银行滚动到了多少？怎么样才能将其用到清华大学？

物是人非，当年基金会的重要成员都已作古。据传闻，梅校长临终前，一个小箱子放在床前，他去逝后，人们发现是庚款支出的一笔笔细账。

１９１２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成立了北京政府。其外交部将游美学务处撤销，将其所有职权划归清华学堂，任命唐国安为监督，周诒春为教育长。

同年５月１日，辍教停学半年的清华学堂，重新开学。按照北京政府教育部的规定，１１月将学堂改为学校，将监督改成校长。这样唐国安便就任了第一任清华学校的校长。周诒春为副校长。唐校长就任一年后，病重，自知不久于人世，乃辞职而推荐周诒春替代。１１月周校长由美归国就职。

１９１７年，周诒春校长被诬告“妄糜巨款，营私害公”而去职。实际上是周诒春想将清华学校改办为清华大学而修建了“四大建筑”花了不少钱，而他本人是清白的。北洋政府外交部的官员们，都觊觎清华庚款的这个肥缺而互相明争暗斗，周诒春却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北洋政府外交部秉承美国公使的旨意，为加强清华经费和校长职权的控制，在１９１７年８月颁令成立“清华学校基本金委员会”，由外交部总长、次长和美国公使３人组成。９日，又在这个基本金委员会之下，设立了清华学校董事会，派外交部官员１０人为董事。

这两个会的基本任务都在于控制清华的经费。叫做：“稽核用途，限定经费，务期积存基金。”他们每年都要审查清华的预算决算，学样的临时开支，每次在２００元以上者，都要得到董事会的批准。所谓基金，就是将每年每月美国的退款，减去实际的使用开支，剩余的部分就积存起来，成为基金。

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第二次赔款（即退还自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１日起到１９４０年１月止所谓美国实应得到的那一部分赔款）。１９２４年９月１３日由中美双方共同组织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由蒋梦麟为董事长，董事１４人。他们是：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范源濂、黄炎培、顾维钧、周诒春、施肇基、丁文江（以上华籍）孟禄、杜威、贝克、贝诺德、顾林（以上美籍）。

自１９２８年国民党建立了全国政权以后，次４月３０日就决定将清华庚款基金全部移交给“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去管理。同年７月教育部就同该会签订了《保管清华大学基金办法》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清华拥有基金的所有权；（二）教育部拥有基金的支配权（审查清华每年的预决算等）；（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拥有基金的保管权，是清华庚款基金的永久保管者；（四）规定清华大学的基金，无论何时都不得动用，基金的利息，也只有到退款终了的一年以后，才能用作学校经费。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经管清华庚款基金以来，效益是很显著的。原来清华的三届董事会，对清华基金的保管，一届不如一届。由于办事人员的经营不善和贪污中饱，使清华基金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本想使“死钱”变活钱，无奈战乱时经济动荡，再加上“文人经商”管理不善，反而赔进去不少。１９２８年，由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接管。基金总数，仅为国币银元７５５万余元，除掉已损失的８５万余元之外，实有６７０余万元。

中基会的成员是国际国内极有声望的社会名流：蔡元培、司徒雷登、胡适、丁文江、韦罗贝（美籍）、翁文灏、汪兆铭、李煜瀛、位朝枢、任鸿隽、孙科、赵元任等都曾先后替补为董事会成员。

１９４８届的董事会成员为蒋梦麟、翁文灏、周诒春、李铭、孙科、胡适、施肇基、蒋廷黻、傅斯年、任鸿隽等，蒋梦麟为董事长，翁文灏、硕临（美籍）任副董事长。

日军的长驱直入，很快占领和控制了我国海关，进出口贸易几乎陷于停顿，海关收入告罄。民国政府只好停付１９３９年的庚款，清华经费告急。中基会便敦请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商洽于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请援１００万元。并允于清华庚款之末一年免息扣除。财政部则回答说：“查本部此次核定关税担保债、赔各款摊存办法，实为应付非常情势之暂时措施而支持长期抗战费用，与民国２１年（即１９３２年）情形亦有不同，惟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所需维持费。及清华大学所需各费，关系教育及文化事业，至为重要，自应设法予以维持。兹查该董事会基金项下所存资产，约值国币１２００万元，该董事会代管清华大学基金项下所存资产，亦值国币２０００万元以上，每年均有相当利息收入，不妨暂用……由本部担保。”

１９４７年，清华还清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１０大银行１８２４万余元贷款。

１９４２年１月，我国政府还清了美国庚款。从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这３年多的庚款基金利息都自动滚动为基金，并入基金，因而无所谓利息了。但中基会又曾经订有章程，就是在庚款付满后，每年的基金利息可以拨给学校使用。从章程上说，自１９４２年２月起，清华就可以领用基金利息了，但实际上因为那时战争还在继续，存入美国银行的存款在冻结之中，章程上的规定还不能立即实现。一直到１９４７年１月，清华大学才真正领用到基金利息，每年约１４—１５万美金。自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７年５年共可领用７５万美金。除留美经费已支用２５万美金以外，１９４７年还可动用５０万美金。

当年北洋大臣袁世凯曾经觊觎此款，想将其用来“整顿路矿”，又想拿去兴建海军，以扩充北洋派的实力，山东督抚徐世昌，喜借外债，又想拿出退款以作抵押。据说南京政府逃亡台湾以后，一时财政拮据，很想动用此款，但都由于基金会成员的严于把守，使清华基金得以留存。

解放前，清华基金已为４３２．３万美元，利息全年净收１５万美元。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解放前一二天，校务会的成员进城后没回来，他们去了美国，而后又到了台湾。这样，庚款也随梅贻琦教授来到台湾。在台湾新竹办了一所清华大学。１９５６年办了原子研究所。

非常有趣的是，两岸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１９５６年大陆清华大学办了核物理专业。

既然过去章程中有规定，清华基金永不动用，那么过去无论在台湾还是在美国任何人任何机构经管过此事，都不能不受此规定的约束，因此，可以断定此款尚在。

据说当年这笔款项存在上海的花旗银行，战时转到了美国。可基金董事会成员都已作古，谁来签字，领用清华基金呢？本金能用吗？

拂去岁月的烟尘，寻找变通办法，是历史交给今天的任务。

《大地》杂志　　〔１９９８年　第０３期〕

李敖至少两点说谎一点无耻

第一说谎：浮报赔款不是华盛顿，这问题也不是梁诚首先提出来的，而是美国政府主动提出来的；第二说谎，赔款办教育同样不是梁诚首先提出来的，而是美国政府主动提出来的

无耻在于：列强中只有美国人退还余款，却成了李敖抨击的对象，而其他7国，却成了好人。同样无耻者，把义和团说成是爱国者，完全是颠倒黑白。这些流氓杀的主要不是洋人，80%无辜的中国人被他们杀害。

附3：

努力促成庚款留学事的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一百多年后看来，美国人当时的目光，中国教育界至今仍远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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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后修改：2010-05-07 16:06: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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