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在一个论坛看来的一则资料，没有署名，也未找到其他来源，转在这个，存个资料，若作者本人看到也可来认领下，以后万一用到，好注明来源。】

中国公学，为中国留日学生反对日本颁布的《关于许清国留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集体罢课后，归国在上海创办的学校。中国公学的历史，有当事人写的简史，亦有大量回忆性文章， 但大多是中国公学后期的发展状况，特别是胡适任校长以后的历史。有些资料集 中收集的资料，也主要集中在中国公学后期的发展。中国公学早期的历史，仅有胡适和张承标等少数人的文章中曾经提到，但十分简略。中国公学建立的直接原因——取缔事件，往往被置于留日历史中研究。中国公学的早期发展，又常常是作为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中的例子提及。而将两者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细致地研究，目前尚属欠缺，而这在笔者看来是很有必要的。本文将在搜集散见于报端、日记、回忆录和报告等中资料的前提下，试图求得中国公学早期发展历史之清晰脉络，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的希望与艰难，并试图通过它窥视过渡时期的社会形态。
一、《取缔规则》与学生和政府的反应
中国公学建立的大背景，根源于清末新政之教育改革。1901年4月，张之洞与刘坤一在奏折中提出要“育才兴学”，而其中的一个重要措施便是奖励游学。 之后，奖励游学便作为清末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政策提了出来，从此，便拉开了留学日本狂潮的序幕。而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吸取西方的政治思想文化。留学日本，更是以花费少、见效快等优势成为中国留学生的学习西方文化的终南捷径。日本和中国比邻而居，相同的文化根源使得留学日本的学生学习时难度相对较小。因此，留日学生人数猛增，据统计,在1901年，留日学生为280余人，而到1906年，人数已经达到8000多人。
正当留学日本进行的如火如荼时，出现了一起中国留学史上的大事件，经此事件，留日学生人数锐减，而这一事件，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公学的建立。这一事件便是：1905年11月2日（即阴历十月初六），日本文部省应清政府之请， 以“省令第十九号”发布的《关于许清国留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又称《取缔规则》，简称《规程》。其实，译名中有“取缔”字样者为与史实不符，之所以造成许多留学生用“取缔”字样，其原因为当时留学生误解了日本文部省文令的内容， 在日语中，“取缔”二字有管理、管束、监督之意。之后，“取缔”二字即被沿用，本文在说明后亦按习惯承袭之）。 《取缔规则》共15条条款，另加一附则。对于日本颁布《取缔规则》的原因或目的，日本政府的陈述是：“惟关于招收清国学生之各校，拟加整饬。” 而正是这一日本政府以为是整饬学校的规则直接导致了中国留学史上的大事件，即留日学生群起反抗，并进行罢课抵制，最后至停课归国，于沪上创办了中国公学。
其实，七月间，日本各报纸即盛传日本政府将制定《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 当时即引起留学生的反对，留学生认为：“韩时为日本之保护国也，今侪我与韩为伍，是蔑视我国权也。” 时又适安徽人某君刊行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的前身）第二期刚出版，即被日本警察以“妨害治安”为名全数搜去。于是，留日学生在报上痛斥日本政府剥夺留日学生之三大自由，其言曰：“至今年而干涉拒约之传单，是禁吾书言论之自由也；查办留学生立会，禁吾集会自由也；没收《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是禁吾出版之自由也。” 并呼吁留日学生“宜速筹对抗之策，”分发传单、请求留学生总会干事为之主持。 此事直接引发留学日本界关于日本政府是否剥夺留日学生言论、集会、出版三大自由的讨论。此讨论异常激烈，其影响竟至中国本土。时郑孝胥在其日记中便有记载，其言曰：“李炳垣寄来留学生高剑公等传单，反抗日本政府限制言论、集会、出版之条件。学生等躁动如此，必生游学之阻力矣。” 此次传闻和事件引起的骚动，虽经日本文部省给留日公使的复照解释而稍有平息， 然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许清国留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并在各报纸全文刊登，再次引发留日学生抵制《取缔规则》的浪潮。
《取缔规则》引发了留日学界不同人群的不同反应，留日学生中于此分歧很大，相继有联合会和维持会的成立。而此时，旅日的众多名流，如梁启超、陈天华等均在报中撰文表述他们的立场。 此留学运动声势之浩大，使其竟卷入政治，日本政党为此亦有争议，而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之交涉亦不可避免。下面，本文将分别对各方势力于此运动中之行为及立场作一分述，以明当时运动之情形。
（一）留日学生于《取缔规则》之应对
《取缔规则》公布后，留日学生总会研究后认为：“此项《规程》，大旨在整饬营利之学校，惟第九、第十两条，有妨学生之自由，并损学生之人格。”拟请文部省附加说明，存其形式，失其效力。而贵州干事韩汝庚认为“非取消此两条，决不能轻易罢休。” 于是联名上书留日公使杨枢。其言尚较温和，且认为日本文部省颁布之《取缔规则》。“其用意，至为美矣。” 惟对第九、第十条提出异意，且分析亦尚理智。如对第九条“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必须使清国学生住居宿舍或指定之旅馆，以加监督。”认为存在之弊端有四：一于经济有损害；二于学问无补益；三于卫生有妨碍；四于兼学不利。
1905年11月28日上书公使后，有传言此《取缔规则》系为清廷与日本政府勾结而成，故留日学生中又起大风潮，然仅开会讨论而已，却没有具体的抵制行为。 12月1日，遂有“公议罢课之说。”3日，路矿学堂以韩汝庚为代表的八人发出传单，列出六条抵制《取缔规则》之方法， 并认为“文部省颁布之《规程》，辱我国体，我辈当另结团体，誓死力争，必尽废此全部《规程》而后止。” 此时，留学生的要求已由仅废第九、第十条进而为全部废除了，并号召于12月5日前全体罢课。之后，便出现了一股罢课风潮，各学校相继罢课。 罢课风潮几乎席卷整个留日学界。以东京为例， 6日后，东京公立及私立各学校中，招收中国学生的学校有十六所，而“未卷入漩涡者仅振武学校暨女子实践学校两校已耳。”
当时，主张罢课者甚为激昂，与主上课学生之辩论，情辞亦很激烈，多有讥讽，并对主上课学生多方阻止。法政大学4日时，学生即在黑板上相互辱骂。四班中已无一人，黑板上则书“反对停课非支那人种类”等语。 5日在清风亭召开校友会全体大会中，有学生演说，多言不愿为日本之奴隶。汪兆铭亦有发言，谓“此次《规程》颁布，出自文部省令、恐难全部取消……”，语未竟，而“打”、“打”声四起。6日，主罢课者声言：凡上堂听课之人，须以“汉奸”治之。 其时，主罢课与主上课双方声势对比可见一斑。12月5日，又成立了各校联合会，选湖南人胡瑛为总代表，并制定《自治规则》，还设立学生纠察员，公布了《纠察学生自治规约》。 一时风气颇为整肃齐观。联合会之主张，韩汝庚之言论最能体现，其有言曰：“日本设特别法以辱我，是可忍，孰不忍；应罢前拟取消第九、第十条之主张，立即通过取消全部《规程》之决议。”认为：“学问固急，国体尤重。吾曹宁弃学问，以全国体。苟争之不得，当悉退学归国，以示破釜沉舟之志。” 到此阶段，学生情绪已颇为激动，并提出如不完全取消，则全体归国。对持否定之态度者，已气势汹汹。当总代表胡瑛问联合会学生：“有不归国者，奈何？”浙江代表秋瑾竟言：“胆小怕事之流，应置之死，毋留害群之马！”众人亦曰：“杀之可矣！”
7日，联合会总代表胡瑛和总干事杨度，面请公使杨枢，与日本外务省交涉，转咨文部省取消《取缔规则》。文部省后有《取缔规则》第九、第十条释明之文及《文部省令趣旨说明》公布，而全部取消之目的已难以实现。9日杨度总干事囿于日本文部省和留日学生中间一种两难境地，弃职而去。遂推前任干事湖南人曾鲲化为总干事。且决议：全体归国，在上海设学堂。且有言曰：“倘不全体归国，势将贻笑外人。” 可知，全体归国乃骑虎难下之势下的无奈之举。先前的“不全部取消《规程》，则全体归国”不过是要挟日本文部省的手段而已。这便是留日学生作出归国决定的过程。
然而，为了表明持这一意见的留日学生在当时所处的境地，我们还将述及其他立场的力量。其实，《取缔规则》一出来，便存在着另外的一种声音，他们反对罢课，也反对全体归国。他们认为取缔规则为取消学校规则，并非取消留学规则，《取缔规则》乃学校管理制度，第九、第十条虽稍有不利，然大体均为留学生着想，且反对联合会迫人散课的做法，认为这是为争自由而失自由的荒唐行为，规劝留学生为国振兴计，稍安勿躁。 当时许多学生东渡日本后，一心而学，不闻外事。1905年赴日的湖南官费留学生黄尊三即是典型。“留学生取缔事件”发生后，黄氏依然以学业为重，忍辱上课，他在日记中写道：“群主张以停课要求……余主张详细调查日本取缔留学生之原因，与规则内容，及各省同乡会对此问题之应付情形。” 虽然在陈天华投海后，黄尊三志愿回国， 但在罢课问题上，其言语间却颇能保持一种冷静的心态。在罢课风潮中，亦有坚持己见，力持仍旧上课者，其中振武学校的江苏学生徐树铮在其致其国内长官段祺瑞，讲述振武学校风潮的函稿中，真实地留下了他当时的感受，他写道：“适寄他人宇下，千苦万辱，惟有坚卓耐受，为第一要义。”且言：“故无论不全数学生同返，即终树铮一人，亦必决意独留，求伸己志。” 由此可见，反对罢课归国，亦有态度坚决如斯者。
正当留日学生罢课风潮涌动之时，又有一留学界大事件。8日，湖南人陈天华投大森东滨海峡而死。陈天华之死益增联合会之“热狂”。然反对罢课之人亦藉此契机组织团体。8日，即有江庸、朱执信、胡汉民、汪兆铭等人集会清风亭，发起“维持留学界同志会”。自此，维持会与联合会，遂成对立之势。维持会成立后，相继发表了三次意见书，分别为《辨同胞之心理》、《论省令撤废之利害》、《明全体归国之不可》。 23日，维持会决议立事务所，选举职员，并起草了“维持留学界同志公启”，改定“维持留学界同志会会章”，宣布其宗旨为“维持学界秩序”。 其时，许多以后颇具声名之人均为维持会之会员，略有林长民、周树人、江庸、胡汉民、朱执信、王兆铭、许寿裳等。 之后，维持会致书公使请为设法，以使人数众多的退学未归国者，结束彷徨无措，进退两难的境地，重新复学。致力于此次留学风潮的善后问题。
在立场斗争中，留学生中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派。一派主张立即回国，以示抗议。另一派主张暂时妥协，忍辱就学。这种分歧也体现在当时在日的著名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的身上，但立场并非可以清楚地区分。
8日投海的陈天华，因著有《敬告湖南人》、《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檄文，往往是以一名激烈的暴力革命者形象活跃于历史舞台。而陈天华的投海，在当时亦被联合会的学生认为是为《取缔规则》而死。陈天华于此次风潮的看法，他为什么投海，其《绝命辞》应该说得最为明白了。他说：“继同学诸君倡为停课，鄙人闻之，恐事体愈致重大，颇不赞成。”他投海并非为取缔规则而死，而是因日本报纸诋中国学生“放纵卑劣”，而留学生中确有不严于律己者，故为规劝留学生“除此四字”，投海以示激励，而取缔规则问题则“可了则了，切勿固执”。 陈天华当时的同学杨源浚也说：“（日本文部省颁布规则后）各校学生群起反对，众推陈天华以示声讨。天华则认为此次规则，出于文部省，专言我国学务；且细观条文，重在办学方面，与前报（指日报关于“取缔清韩学生规则”的失实报道）迥乎不同，力辞之。”
而此时，维新变革失败后流亡于日本的梁启超，亦在报上撰文表明自己的立场。当时《申报》连续十次登载梁启超的《梁启超记东京学界公愤并述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意见》中，梁启超记述了该事件之大体经过后，发表自己的意见，认为就日本之政体而言，取消规则已无可能，且无理由必取消规则。留学生罢课，不过是“爱国热情过度”。不要说全体归国几无可能，即使能全体归国，于留学界亦是一大损失。
另外一些在日的革命党人，极力主张回国，最为典型为秋瑾，她在罢课期间，屡有惊人的言辞，表现得“异常活跃，一度担任女留学生代表”。 宋教仁、胡瑛等主张全体归国，而廖仲恺和何香凝夫妇一开始也态度十分鲜明，“坚决主张同盟罢课，以示抵抗”。然在孙中山从越南拍来关于“不赞成留日学生全体归国”的电报后，转而认为同盟会全体归国有被清政府一网打尽的危险。
（二）日本政府和清政府之反应
日本颁布《取缔规则》，乃应清政府之请而作出的行为。因此，在处理此事时，双方政府有着相似的立场。
此种相似的立场表现在于《取缔规则》的定性上。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在学生罢课时曾经致函上海道及商会，函中认为《取缔规则》系“整顿学校规程，非取缔我国学生。”当日本领事馆致上海道函，解释《取缔规则》非苛则，乃为“保护贵国学生务正勤学起见”时，上海道之复函亦表同意。
相似的立场使得清政府和日本政府在采取的行动上亦颇为接近。那就是对罢课学生进行安抚，广为劝导，力图平息罢课风潮。留日学生上书公使要求与日本文部省交涉失败后，归国之说甚嚣尘上，驻日公使杨枢12日通告全体学生，劝导学生迅速复课，毋旷学业。在其通告中，我们亦可以看到国内各督抚之反应，均嘱劝诸生各保前途，毋贻后悔。 湖北督宪张之洞给时为两江总督周馥的电函中，建议酌派妥员，与湖北派员共渡东瀛，以抚慰留日学生。周馥复电决定：“遵来谕，酌派妥员，分苏皖赣三省，迅速东渡，抚慰劝导”。 之后，便有政府派员东渡日本，调查学界事。鄂省在张之洞的主导下，有知府双寿等七人前往。 正是国内各督抚所派之员，与维持会一道劝导罢课学生。虽未阻止归国学生，然而之后与日本政府的交涉，终使未归国学生得以继续上课，而留日学界亦得以维持。
此时的日本亦试图缓和风潮。风潮初起时，日本报纸曾对留日学生的冷嘲热讽，亦多轻蔑之词。此亦直接导致了陈天华之投海，留日学生界亦因此事风起云涌，势不可挡。然而，面对留日学生的情绪高涨，日本政府不得不做出了让步，并对《取缔规则》作了相应的解释。日本文部省曾有《取缔规则》的第九、第十条的释明之文发布，均认为留日学生反对此两条要么“未明本条之旨趣，遂致转生疑虑”，要么便是“误会本条意义所致”。 之后，还以文部省普通学务局长泽柳政太郎的名义刊发了《文部省令趣旨说明》， 对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规则》的实际意图加以说明。留日学生要求取消《取缔规则》的意见达于日本文部省后，许多力量亦曾向文部省施加过影响。时日本文部大臣已解散，各政党力主和平解决，政友会、进步党、宪政会等团体均在其中穿针引线。长冈获美子爵亦愿任仲裁。 虽然最后的结果并没有很大的突破，《取缔规则》并没有取消，第九、第十条亦仅有两条附文加以说明，然双方政府的努力毕竟是有利于局势的和缓。

二、学生的归国及中国公学的筹办和建立
虽有督抚所派之员的劝抚和日本文部省的和缓措施，以及维持会之平衡。然经联合会之鼓动，加上留日学生中多有出于私益欣然附和， 故仍有大量学生归国。1905年12月12日的《申报》记11日归国人数尚仅231人，而至1905年12月15日，则达2000余人，运送行李之车，仍复络绎不绝。 最终留日学生八千余人中，归国人数计有“三千余人”。 归国前，留学生总会曾举刘棣英、朱剑、吴勋、王敬芳四人筹划兴学事宜。此四人进行了中国公学的初期规划：致书严复、马相伯和曾铸， 求其提倡和协助；又上书学部及各省学务，求将各省派遣学生之官费酌提若干以充兴学之经费。 初期筹划既定，三千余留学生即归国。1905年12月21日抵沪后，越五日，成立了留日学生总会，并致书商学界。1905年12月31日，拟定自治规则。1906年1月10日，召开了第一次各省代表全体会举定总会职员。 时出洋考察政治泽、尚、李三大臣驻节沪上，为求其提携，遂有“上出洋考察政治三大臣书”，备述本国兴学校较之日本留学之利者六端， 请三大臣转呈学部拨款补助。1月18日，各省代表第三次全体代表召开，选定第一次公学职员。且经决议，定校名为中国公学，并起草了学校章程。至1906年3月4日，中国公学行开校礼，中国公学至此遂成立。
纵观中国公学的建立，其直接导因为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规则》，以及由此引发的留日学生罢课归国。全体归国这一行动，作为一种集体的活动，受到一种过激情绪的影响而表现得并不十分理性。当时联合会总代表胡瑛在事后语其友人曰：“此次鼓动同学退学归国，未尝不自悔其孟浪也。” 而郑孝胥在《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序中，亦认为归国留学学生纯属负气行事。 郑氏虽认为中国公学之成立，乃是早存于“有心人之脑海”的计划，取缔规则仅仅是一个契机而已。 而且，刘棣英等也有初期的筹划。然而，作为一突发事件后的应变措施，中国公学在建立时即遇到了许多困难。
筹划兴学之初，本抱之希望即一一破灭。首先是学生数量，罢学归国者计有三千余人，然清政府对于这批抵沪学生是“劝令迅速各回本籍，不许逗留”。 而时报纸又载“杨公使限归国学生，近者一月内远者二月内，一体归东京上课，晚者官费生停费，自费生不送入学”之电。于是“觍颜东渡者大半，窮蹙四散者又半之”，而“斯时三千余人留上者不逮十分之一”，中国公学开堂授课时，学生仅二百六十余人。怪不得郑孝胥要感叹“殆近于儿戏，伤心短气”。
而于中国公学之最为重要者，乃兴学之款项。虽有书致学部及商学界巨公，然而均石沉大海，毫无音讯。盖此时马相伯与严复均在为复旦公学的创办经费而四处奔波，无暇顾及中国公学。所得者，仅为郑孝胥捐助一千元之开办费。 中国公学建立之初，几陷于“孤军重困，四面楚歌之势”。
由一突发事件引发的归国留学生罢课归国创办的中国公学，在建立时，即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然而，在这种困难境地中，由于中国公学的最初创办者，如王敬芳、张邦杰、黄兆祥的努力，中国公学最终维持了下来，并在动荡的时势中走过了它的三十年历程。在下文中，我们将把目光投到它最初五年的创建过程，以此来剖析清政府教育改革中的艰难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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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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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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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7 14:35 | 只看该作者
三、中国公学之学生来源、年龄与身份
中国公学创办时，归国的留学生虽有三千余人，然经回乡及返日后，留在沪上入中国公学的学生仅为二百六十余人。然而，这两百六十余人却来自十三省。1906年4月，姚洪业投黄浦江后， 学校人数略有增加，达到三百余人。学生大体的来源见表1：
表1 中国公学1906年学生来源情况表

广

西 湖

南 浙

江 四

川 江

苏 安

徽 广

东 江

西 福

建 陕

西 湖

北 河

南 小

计
高等普通预科甲班 6 4 3 14 1 1 0 0 0 0 0 0 29
高等普通预科乙班 1 5 2 11 0 0 5 1 0 0 0 0 25
普通甲班 5 4 4 2 6 1 2 0 1 1 0 0 26
普通乙班 2 5 7 4 4 1 8 2 0 0 3 2 38
普通丙班 1 2 4 9 2 1 12 5 0 1 0 7 44
普通丙二班 0 9 3 16 3 1 6 3 0 2 4 4 51
普通丁班 0 8 1 8 2 0 2 2 1 2 0 11 37
理 化 班 1 5 3 10 5 4 19 4 0 7 0 5 63
理 化 班
卒 业 生 0 5 2 2 0 0 15 0 0 0 0 2 26
师 范 班
卒 业 生 3 13 0 1 0 3 2 2 0 0 0 0 24
小 计 19 60 29 77 23 12 71 19 2 13 7 31 363
百 分 比
（%） 5.23 16.53 7.99 21.21 6.34 3.31 19.56 5.23 0.55 3.58 1.93 8.54 100
资料来源：《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光绪丁未年十二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第85-116页。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公学的学生以四川、广东、湖南、河南的人为多，人数占全校学生的比例依次为21.21%、19.56%、16.53%和8.54%。其余学生遍及近十省，此在当时各省各自办学校的历史背景下颇具意义。校名“中国公学”之意义，亦即希望通过办此一学校，“熔全国人材于一炉”，而“故破畛域，可以消祸于无形”。
中国公学初创时，设普通预科两班，二年毕业，中学普通四班，三年毕业，理化专修一班，一年毕业；师范速成一班，二年毕业。 学生入学后即按照其学力分到不同的班级，每班学生人数自二十几人至六十几人不等，学生年龄亦相差甚大。仍以1906年中国公学学生为例，当时在中国公学就读高等普通预科甲班的胡适在其《四十自述》中回忆，当时中国公学的许多同学是内地出来的老先生，年纪比他大许多，让他感到自己仍然是个小孩子。而比他年长的同学亦把他看作小弟弟。 中国公学学生年龄相差悬殊的状况，我们可以从表2一目了然。
表2 1906年中国公学学生年龄状况表

最小年龄
（岁） 最大年龄
（岁） 相距
（岁）
高等普通预科甲班 17 31 14
高等普通预科乙班 18 27 9
普 通 甲 班 15 27 12
普 通 乙 班 15 26 11
普 通 丙 班 13 24 11
普 通 丙 二 班 13 23 10
普 通 丁 班 15 26 11
理 化 班 19 32 13
资料来源：《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光绪丁未年十二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第87-112页。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到，同一班级学生年龄差距最小的已有9岁，相差最大达14岁。这些年龄相差显著的学生少数来自内地，大多数为日本罢课归国者。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宣扬反清排满的革命思想。留日学生亦深受影响，许多学生加入了同盟会。而罢课归国之学生，把这样的身份背景一同带了回来。当时留在上海的三百来余人中，大多数都是革命党人，加入同盟会籍者四十余人。后在上海加入者更多，将近百人。 胡适在其《中国公学校史》中曾记载，他的班级同学多有参与革命活动，如廖德璠死于端方之手，饶可权死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熊克武、但懋辛皆参与过广州之役，但懋辛还曾经同汪精卫、黄复生到北京谋刺摄政王，任鸿隽学制炸弹，为革命做准备。当时的中国公学已然是一个革命大机关。
中国公学建立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其学生的数量、来源、年龄分层等都呈现出这一时代的特点。而此时，清王朝已处末期，在外敌内患的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思改变，中国公学可以说也是这种“思变”思想下的产物。然而，这种“变”却孕育出了清王朝的反对势力——革命派。中国公学学生身份的革命色彩，无疑将对中国公学的发展产生冲击。
这种冲击我们可以从中国公学的早期的发展中的两次退学风潮得以体会。中国公学建立不久，即发生了江苏学生退学风潮。其原因是时任中国公学副干事的朱剑在会中口出一言， 学生以此认为中国公学排斥江苏籍学生。虽经校方多次解释，并对朱剑批评，然江苏籍学生却执意退学，致使江苏学生退学者五十余人，且登报诋毁，公学几不能成立。 而朱剑亦因此事辞职。 此次风潮于中国公学影响颇大。因为此时中国公学正上书上海道瑞观察瑞澂，求其拨款援助，亦得瑞澂之褒奖。 然而，因此风潮起，且有江苏籍学生登报之语。于是，当时沪上学界惑于攻讧之语，对公学不能释然。而“瑞观察之热心阒无闻矣”。 在中国公学初创时，百事待兴，筹款为当时的主要工作之一。而地方官支持的丧失，于经费支绌的中国公学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另一学生风潮发生在1907年。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通过了同盟会的章程草案，章程根据西方三权分立的思想，规定同盟会由相互独立的执行部、评议部和司法部组成，其中执行部中设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计和调查六个部门，由总理节制。 当时，同盟会成员多为留日学生，取缔事件发生后，许多同盟会的成员也回国了， 并参与了中国公学早期的筹划工作，同盟会的体制也就随着应用到了中国公学的建制上了。中国公学初期时设立的是一种民主政治的体制。同学都是创办人，职员也是同学选举出来的。学校的组织分为执行和评议两大部。执行部（包括教务干事、庶务干事、斋务干事）都是评议部选举出来，有一定的任期，对评议部负责。但是，这种制度仅仅施行了九个月（丙午二月至十一月），代之而起的是监督的政府委任和评议部的取消。 取消评议部后，改公选的干事为学校聘任的教务长，庶务长和斋务长。时任干事的为张邦杰、王敬芳和黄兆祥三人。此三人因既要在外到处募捐，又要担负维持学校的责任，于是觉得有稳定的必要，因此，修改了章程。制度的改变和章程的修改引起了学校当局和学生的强烈冲突。学生组织校友会（类似学生会的组织）就校章问题和三干事争论不休。最后，双方均不妥协，董事会成员及教员之调停失效，学生于1908年10月签名停课。另租定校舍于爱而近路祥庆里成立了中国新公学。 中国新公学的成立，于中国公学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中国新公学成立时，即有学生一百六七十人。而且，后来到上海求学的学生大都因同情新公学而愿入中国新公学。亦有许多中国公学的教员来新公学任课。 这对中国公学于生源和师资力量无疑是个巨大的冲击。然而，中国新公学却仅坚持近一年的时间，因为种种困难，特别是经费问题，（据载，到中国新公学解散时，已亏一万一千元。 ）中国新公学不得不于1909年10月并入中国公学，而所亏一万一千元亦由中国公学代为偿还。 这于当时经费支绌的中国公学无疑是雪上加霜。
两次学潮在中国公学的发展中加入了不协调音，然而，追述其产生的原因，我们却不得不把之诉诸中国公学学生的身份。胡适《四十自述》中关于中国新公学成立那一段后，乃事后的回忆，没有当时情绪的激荡，应较为公允。胡适即认为三干事修改章程十分之必要。 郑孝胥作为当事人之一，在当时即认为学生攻击三干事不“义”，坚决反对。 胡适在写完学潮那一段时，曾请当时中国公学三干事之一的王敬芳看过，王敬芳在隔了二十三年后认为，中国公学之风潮源于青年学生感情的冲动、理智的压抑，并说：“学校中少一分风潮，便多一分成就。”胡适深以然。 中国公学学生身份中的革命色彩及留日经历，无疑是两次学潮的重要导因之一。有学者在分析清末新式学堂出现众多学潮的原因时，即把学生的革命倾向及留日中所受的教育作为重要因素之一。 而在现在看来，学潮是无疑对初建的中国公学的发展打击颇大。

四、中国公学体制及其教职员
中国公学体制变化在短短的建立初期，即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乃抵沪后至丙午年二月（1906年）。此一阶段中，中国公学一切尚在艰难的筹备中，其成立的组织为留学生总会事务所，目的是“与各省同乡会相联络，相提携，招待归人，调查行踪，为计划兴学之基础。” 留日学生总会在同乡会的协助下，召开了三次各省代表全体会，选举了总会职员。从下表中，我们可以一览三次会议选出的职员：

表3 中国公学成立前之职员表

第一次各省代表全体会（乙巳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二次各省代表全体会（乙巳年十二月十九日） 第三次各省代表全体会（乙巳年十二月廿三日）
正干事 刘棣英 刘棣英 刘棣英
副干事 朱剑 朱剑 朱剑
庶务 廖嘉淦、吴勋 廖嘉淦 郭果能、姚宏业、谭心休
会计 姚宏业、王敬芳 姚宏业、王敬芳 王敬芳、梅献瑞
书记 于右任、唐演、张石、吴仲旗 于右任、杜用选、安永昌、 于右任、黄云鹏、安永昌、杨芳堃
调查 瞿钺、孙衡、朱葆康、吴枬 瞿钺、孙衡、朱葆康、杨芳堃

招待 高裕文、龚威 高裕文、傅钧
评议员 谭倬云、夏聘儒、陆振华、孙镜清
资料来源：《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光绪丁未年十二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第5-8页。（附：第三次各省代表全体会议中，因中国公学章程草案已定，故体制亦稍有变化，初设评议员。）
上表显示，中国公学初创时，竭力经营者多为归国留日学生。其中姚宏业、王敬芳、朱剑、吴勋四人为最初抵沪之经营者。初期之职员对于中国公学的成立贡献极大。他们召集归国留学生，向官商学求助，筹办开办经费， 设定中国公学章程，艰苦地经营着中国公学的前期工作。
中国公学的制度的第二阶段为丙午二月至十一月，其实行的体制为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即设评议部和执行部，其中执行部的干事均由评议部选举产生。因中国公学建立初期，事情繁多，人事浮动，职员极不稳定，更换频繁。从下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体会到这一点：

表4 中国公学职员浮动状况表

时间 人员 备注
正干事 丙午三月三日 张邦杰 时改为内务干事
丙午三月十日 王敬芳 又改为正干事
副干事 丙午二月二十三日 张邦杰 朱剑因江苏学生风潮辞职
丙午三月 刘棣英 改为外务干事
丙午四月三日 王敬芳 刘棣英辞职
(续表)
丙午九月 谭心林 王敬芳北上
丙午十二月十日 张邦杰 复为副干事
教务干事 丙午正月十二日 黄兆祥 名为庶务员
丙午十二月十日 黄兆祥 名为教务干事
庶务干事 乙巳十二月-丙午三月三日 姚宏业、郭果能、谭倬云 张邦杰举为正干事
丙午三月三日-十三日 郭果能、谭倬云 姚宏业投江
丙午三月十三日-五月初九 朱葆康、瞿钺、郭果能、谭倬云
丙午五月初九-十二日 朱葆康、瞿钺、谭倬云
书记 丙午二月初 杨若堃、黄云鹏 于右任、安永昌因事未就任
至三月三日 黄石书、王毓鲁 杨、黄因事东渡
丙午至五月十一日 黄石书、谢演杰、 王毓鲁辞职
至丙午年终 余适均 黄氏归四川、谢氏因事他去
会计 丙午二月初 梅献瑞、孙境清 王敬芳任督学
未几 淡春谷、孙境清 梅氏辞职
丙午五月 袁士信、淡春谷 孙氏归川省亲
丙午十一月 孙境清、袁士信 孙氏归、淡氏去
监学 丙午二月初 彭施涤、王敬芳 王敬芳北上
丙午七月 彭施涤（学监）
杨瑾、黄宏宪（舍监）
资料来源：《中国公学第一报告书》，光绪丁未年十二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第14-17页。
中国公学建立之初，人事职员更换频繁，用《报告书》中的话来讲，便是“公学成立不过两年，然观第一次职员之摄影，至今犹在公学中者廖廖无人也”。 究其原因，一为上诉之因素，中国公学开办初，人心未定，一切均处波动状态。二是中国公学初创之人如王敬芳等，为求助政府支持和四处募捐，不得不四处奔波，这必然会导致职位的时时空缺。这是导致人事浮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三是这一阶段中国公学的体制决定，干事部是由评议部选举产生，而选举往往是出于一种现实的考虑，然而当时的状况却是极不稳定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后来修改章程，该干事选举为干事聘任的原因。
中国公学制度发展的第三阶段是董事会制，此阶段的改变曾经引起了1907年的退学风潮，前文已有叙述。在这一阶段前期，评议部已废，以前执行部的成员亦设为聘任。原来任校长的郑孝胥在接受两江津贴后，改为了监督。郑孝胥任监督一职至1908年3月。 继任者为夏敬观，夏敬观任监督至辛亥革命爆发。下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充任各职的人员（由于资料的缺乏，仅能找到1907年的职员表。）：
表5 1907年中国公学职员表
职 位 人 员
监 督 郑孝胥
教务长 黄兆祥
庶务长 张邦杰
斋务长 王敬芳
学 监 黄宏宪、彭施涤、梁维岳
舍 监 庹文会、蔡大愚
会 计 孙境清
书 记 余适均
管图书仪器 袁公翰
资料来源：《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光绪丁未年十二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第81-82页。
郑孝胥辞监督后，中国公学始有董事会之设。 第一次董事会于1908年9月13日召开，举张謇为总董，熊希龄为副董。 中国公学至此，体制稍定，至辛亥革命，大体维持着“董事会-监督-干事等执行人员”这样的结构，而职员因是由监督聘任， 人事变动亦从此稳定下来。此实有利于中国公学的早期发展。
以上为中国公学早期的体制沿革及职员情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学早期筚路蓝缕、苦心经营的人员。其中多为留日归国的学生，同时亦不乏沪上之绅商学界人物。而其中居功至伟者有以下几人：
郑孝胥，字苏戡，福建人。1905年11月，郑孝胥自广西边防督办大臣任上回来，寓居上海。中国公学未成立时，刘棣英等即往郑孝胥住处，问策于郑孝胥，并求其任校长。郑氏虽以病婉拒，但捐钱一千元作为开办费，以表赞成之意。 后任中国公学校长，受两江总督端方委任后改为监督，至1908年辞职离任。郑孝胥在广西筹边时，已声名远播。之后在清末的预备立宪中，更是异常活跃，是预备立宪公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并且担任了三届预备立宪公会的会长， 与张謇、汤寿潜一起被称为民间立宪运动三杰。故在其担任监督之时，所倾注于中国公学之精力，并非很多。然观其日记，亦常有“过中国公学”之记载。为中国公学经费之筹集、章程之规划、官府支持之争取等，出力颇多。在任监督期间，薪水按规定虽可由“堂酌核致送”，但郑孝胥却“愿担任义务，分毫不受”。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人。平生即倾心实业，1905年为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随员，任二等参赞官。之后，成为梁启超、杨度等寓居海外的立宪派人士和端方等清政府大员之间交流的桥梁人物。 公学未成立之时，留日学生问策于熊氏，其即极力赞成，指示组织筹款方法。公学经费支绌，陷入困境时，熊希龄即面谒端方，历陈公学困难，并介绍王敬芳面见端方，后始有端方之拨款。1908年，熊希龄成为中国公学的董事。熊希龄于中国公学支持颇著，正如《报告书》中所言“扶助中国公学者，谓非先生之力而谁与？”
黄兆祥，王敬芳和张邦杰，三人均是归国之留日学生，为创办中国公学的最早人员。初期即任职其中，改体制后，分任教务、斋务和庶务干事，协力维持校务。黄兆祥虽当教务之职，然亦到处奔走，募捐集经费。王敬芳，河南巩县人，以其出众的口才极力争取官款之援助。张杰邦，四川仁寿人。中国公学建立初期，即积极参与筹划，经费紧张时，又四处筹款。 为公学筹款，在京度岁，除夕日记上书：“明年必筹得公学建筑金。”而次年借妥大清银行十万两，又次年开始建筑公学校舍。此张邦杰之丰功伟绩。而不幸的是，张邦杰于1909年秋天因监工，积劳成疾，病死上海，即葬于中国公学内。 此可见其时创建人用心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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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生

UID959 帖子32 精华0 积分637 书香1 品 青蚨0 文 蚁鼻537 枚 阅读权限20 注册时间2008-3-19 最后登录2009-9-7 02楼
发表于 2008-5-7 14:39 | 只看该作者 五、中国公学的经费状况
清末新政时，许多新政策均需巨额的财政支持，而当时清政府却“库储一空如洗”， 且清政府的财政投向更多的是集中在行政的开支，投于学部的支出极少， 学堂中普遍存在着经费不足的问题。 经费支绌也是一直困扰着在此背景下建立的中国公学的早期发展。经费的充裕与否，直接影响着中国公学的起伏。
在创办初，中国公学曾经处于一种求助无门的境地。1905年12月，留日学生会派刘棣英等四人抵沪经营时，四人即致书上海总商会会长曾铸，求其协助。 又上书学部及各省学务处，求将各省派遣学生之官费酌提若干以充兴学之经费。然而，“其卒也，竟无一焉。” 上书出洋三大臣求为转呈学部拨款补助，其“所希望之影响销沈”。 向曾铸和学部之求助无音讯之后，中国公学的创办者只好转而为求己。四川学生郭果能、孙境清、于右任等捐款万金。 加上郑孝胥捐款千元，中国公学始得开办费，于1906年3月行开校礼。
中国公学虽成立，但维持经费仍是其面临之最大难题。成立初，即有“中国公学集捐启”，内有言“虽有学生中认捐垫之款项，但开办时仅能支持，而常年请教员有费，租校舍有费，置备仪器具有费”，因此学金“断不敷用”，呼吁同胞捐款。 而成立后，即举谭心休赴湘筹款，举刘棣英赴南京筹款。 同时，上禀两江总督周馥，备诉公学“待款孔殷”、“库储奇绌”之窘迫状况，求其咨商学部及各省督抚、大宪，先行筹拨数千金以济急需，使公学“无中缀之虞”，而可“规画公学各事宜”。 周馥把此事转批上海道台瑞澂后，公学又上禀瑞澂，言公学“经费支绌，一篑难虞。”
然而，中国公学创办初，沪上人士对其尚处于一种观望的态度，见一大群剪发洋服的留学生多起猜疑，官吏指为革命党，而社会疑为怪物，故赞助的人很少。上禀周馥及瑞澂后，亦仅得其嘉许而已。江苏学生闹风潮后，社会上更是疑虑重重。中国公学处于严窘的状态。中国公学的创办人之一姚洪业，因见公学筹款无法，经费支绌，为告国人，愤而投黄浦江，留有绝命辞。其中有言诉公学之经费困难，曰：“而海内热心赞助者，除郑京卿孝胥等数人外，殊廖廖。求助于政府无效，求助于官府无效，求助于绅商学界又无效；非独无效，且有仇视我公学，讹谤我公学，破坏我公学者……中国公学之前途，真不堪设矣！”
因此事，海内外人士颇为震动，同情公学者纷纷解囊相助，各省学界亦有捐助者。公学干事受此刺激，亦积极到各处奔走求助。至此，个人及学界之捐款成为中国公学经费的主要来源。1906年12月上禀两江总督端方，得其允自1907年正月起每年由江南财政局拨银一万二千两。 又得粤督张人骏批由广东批银三千两。 此为来自官府支持之始。而中国公学亦因此而得以维持。我们可以从下表中看到，捐款于中国公学的重要性。
表6 1906、1907年中国公学经费来源状况表

1906年 1907年
数量（元） 百分比（%） 数量（元） 百分比（%）
学费 10522.5 19.94 14804.77 23.00
宿膳 11059.5 20.95 14936.45 23.20
开办 7540 14.29 5060 7.86
制服 240.9 0.46 1891.6 2.94
垫款 7762.1 14.70 970 1.50
捐款 15654.53 29.66 4272.16 6.64
补助 0 0 21606.73 33.57
旧存 0 0 830.25 1.29
总入 52779.18 100 64371.96 100
资料来源：《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光绪丁未年十二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第76-81页。
由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公学成立初，经费主要来源于社会的捐款和官府的补助。1906年捐款占总收入的近30%。而1907年官方的补助和社会的捐款之和已超过总收入的40%。这些捐助中，主要是来自官方、商人和各省之学界，包括许多海外的华侨。表7向我们展现了当时捐助中国公学的人员身份及团体的性质：
表7 1906、1907捐助名录（百元/两以上者）

身份/性质 捐/筹款数量 附注
端方 两江总督 银12000两 江南财政拨款
张人骏 广东总督 银3000两 官方补助
郑孝胥 四品京堂 洋1000元 捐款
湖南学界 学界 银4000两 捐款
龙州学界 学界 银100两 捐款
王氏树人学堂 学界 洋200元 捐款
东京四川同乡会 学界 洋430元 捐款
河南厅公所 政界 洋100元 捐款
河南师范学堂 学界 洋100元 教员、管理员捐款
河南高等学堂 学界 银120两 职员、教员捐款
湖南事务所 —— 洋100两 捐款
杜鬯三 广东潮州商人 洋2055元、银300两 募款：包括潮州官银300两、林清波1000元
黄瞻鸿 福建商人 洋1884元、银50两、自捐540元 募款：包括三山会馆
捐款450元
（续表）
乔佩芳 北京商人 洋761.1元 募款
胡竹国 南洋大吡叨埠华侨 银1837两5钱 捐款
林晓波 越南华侨 洋1000元 捐款
孙境清 公学职员、商人 约万元 垫款
四川商界 商界 约3000元 周果一和陈润夫经募
资料来源：《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光绪丁未年十二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第117-143页。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公学经费支绌的情况下，支持中国公学的主要是来自官方开明的督抚、官绅如端方、张人骏、郑孝胥等。端方，为“北京旗下三才子”之一，是清末满族贵族中较有才干的一位。他具有革新思想，积极推进清末的新政改革，对新式教育经费上多方筹措，不吝重金。 正是其拨给中国公学的常款，才使得中国公学得以维持。这是官方开明力量的支持。中国公学的很大一部份捐款来自于学界的捐款，特别是与中国公学颇有关联的省份之学界，如姚洪业、陈天华之家乡湖南省。河南、安徽、四川等省内的各种小学堂、中学堂，亦纷纷捐款，款数虽少，然其热心可见。此为学界之捐助。另一主要经费来源为商人捐助。商人作为近代兴起的一支社会力量，他们越来越积极的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和运作。其强劲的经济基础亦为他们参与社会事务提供了条件，使他们在干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事务时效果颇明显。在清末教育改革中，商人亦显现出其积极参与的姿态。而商人参与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资金的投入。这在中国公学的早期发展中亦得到很好的体现。在公学初期的发展中，除公学干事外出筹款外，这项工作很大部分是由商人来承担，主要有商人杜鬯三、黄瞻鸿、乔佩芳三人。杜鬯三，广东潮州的澄海人，经商于法租界洋行，留心时事，经营潮州会馆，成为潮州学界的联系人；黄瞻鸿，福建人，经商法租界，曾经纠集商界同志捐款，担任常捐，就任广东后，月捐照给不已；乔佩芳，京城人，营业于北京道胜银行，曾演剧为公学募款。 此三人利用在商界的人事网络，使募款较之于公学干事而言要为容易。同时，商界中许多人亦以自己的经济实力直接支持着中国公学的发展。综上所述，中国公学之《报告书》中所说的“本校创办，一切经费毫无凭籍，其所以能支持至今且日益发达者，官绅商学界提助及提倡之力也”， 应极为公允。
上述情形为中国公学1906-1907年的经费状况。之后之经费情形，因无详细资料，不能备诉，仅知大概。此阶段，中国公学因要建吴淞校舍，于1908年，向大清银行贷银十万两。而1909年，中国新公学解散后，和中国公学合并，其亏空一万一千元亦由中国公学支付。而此前因中国新公学之分立，政府之支助和社会之捐款亦多转于新公学。 故此阶段中，中国公学之经费依然十分紧张。宣统三年（1911年），公学又有募捐启，备诉公学建校舍后之艰难，其言曰：“然而设备费之巨款未偿也，维持费之所出，除各省旧认之款外，所短绌之额又甚巨也，非籍群力蓄有固定之基本金，虑无以为继”。 其言虽为募捐启事之语，然而我们通过此也可以了解，经费问题，至1911年，仍然是中国公学的最大困难。

六、余论
中国公学的产生，直接原因是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规则》。清末学生留学日本，本就属于清末新政的一部分，也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然而这种改革所引入的新元素，注定要对改革本身引起冲击。留日学生在日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的思想发生激烈变化。而针对日本颁布的《取缔规则》的罢学而归国办学，则是对改革本身冲击下的产物。这种冲击，来源于时代的激荡和民情的奋发，具有突发性和非理性的特点。而在此冲击下的产物亦将突显出种种困难和不足，中国公学建立时的生源状况、学生年龄和班级设置等即是明证。
同时，中国公学在上海成立，又注定是要纳入清末教育改革的大潮中。它所遇到的种种问题都明显有着时代的印记。清末的教育改革，在朝廷、官吏和士绅的共同参与下，取得了一些成绩，各地之新式学堂相继建立，培养了许多新式学生。但同时“经费难筹，教习难延，经理无人”的困难一直困扰着这一进程。而办学中的腐败，学潮的频繁以及毁学风波，亦影响着这一改革的深入。 中国公学作为此背景下建立的私立新式学校，也存在着很大部分类似的问题。在公学成立之初，受迫于生源和经费的短缺，其规模很小。学生多为自日本罢课归国之留日学生，学生的留日身份使得他们因受了西方人文思想的影响，使其对学校之管理及体制的约束颇为敏感。在公学的初期发展中，就有江苏籍学生退学和退学成立中国新公学两次学潮的发生，对中国公学的发展产生不小的冲击。中国公学初设时，曾求沪上官商大员广为支持和提携，然因中国公学学生身份的革命色彩和初期“几近儿戏”的状况，竟毫无反应。这种状况直到姚洪业投江后才得以改变。公学最初之教职员亦因此而颇显缺乏。即使一些基础学科，公学亦得请日本教习充任。而初期的职员，也因要四处筹款而变动频繁。然在此困境中，我们看到，始终充任期间，苦为经营的是沪上之开明人士，如郑孝胥等，以及归国的留日学生，如王敬芳、张邦杰、黄兆祥等。因有这些人的努力，中国公学的早期学务和校务才得以维系。
而经费问题，乃中国公学初期所面临之最大问题。公学初期筹款毫无成效，社会人士于公学采取一敌视之态度，社会之支持微乎其微。而求助官方，亦仅有毫无用处之嘉许赞赏而已，无实际之支助。公学亦因“经费支绌”，几不能维持。
中国公学的发展存在着以上种种艰难，然中国公学究竟能得以维持，并维持了三十年之久，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其一定地位。就其早期状况而言，剥离意识形态色彩及主观偏见，就中国公学作为教育事业中一具体单位而言，我们不能不将其归于以下三方面的力量：一为官绅开明力量；二是学界；三是商界。正是官方的大力支持，士绅的广为维系，学界的同力提携，以及商界的鼎力捐助，才使得艰难重重的中国公学得以维持，走出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

PS：此为多年前不成熟之旧文，本想改改发表，但是由于精力转向其它方面便一直没有着手继续，现发于坛中望得各位交流指正，为便于阅读我将注释略去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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