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为胡适的父亲胡铁花）

　　胡适生于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也就是公元1891年12月17日。根据《四十自述》：“我小时候也很得父亲的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据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在光绪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1892年3月22日）到台湾就任。次年二月，胡适随母亲冯顺弟从上海到台湾，在台南住了十个月，后来又在台东住了一年零十八天，到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十三日（1895年2月7日），在甲午战争日益吃紧的情况下，胡铁花安排家眷回故乡。

　　胡适的开蒙，应该就是在他与父亲相处的这短短不到两年时间里。这两年里，胡铁花做了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想来是没有多少时间亲自教胡适识字的，这一点胡适在《四十自述》中也提到：“他（父亲胡铁花）太忙时，她（母亲冯顺弟）就是代理教师。”这一年多的识字效果如何，胡适《四十自述》的后面提到：“但我在学堂并不算最低级的学生，因为我进学堂之前已认得近一千字了。”这近千字，大约都是胡铁花和冯顺弟教的，因而胡适的读书生涯，可以说是他父亲开蒙。

　　1895年，虚岁5岁，周岁不过三岁零几个月的胡适回到家乡徽州，接受了长达九年的私塾教育。 胡铁花在1895年胡适母子回徽州后不久，就因台湾沦陷撤回厦门，因脚气发作严重，死在了厦门。胡适一生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不足两年，但胡铁花却对胡适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三点：

　　一是直接开蒙。胡适由父亲开蒙，并且在回乡读私塾时，因为不需破蒙，他免读了《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之类的书，而是直接开始读他父亲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学为人诗》，第二部同样是他父亲编的四言韵文《原学》，随后才开始读《律诗六钞》。从这一点看，胡适最初所受的尽管同样是私塾教育，但却稍微有别于一般私塾。当然，以不足四周岁的年纪看，胡适要想完全领会胡铁花在《学为人诗》和《原学》里传递出的思想，是不现实的，但在《四十自述》中，胡适同样提到，他所在的私塾，是不只“读书”的，还“讲书”，“我母亲大概是受了我父亲的叮嘱，她嘱托四叔和禹臣先生为我‘讲书’……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由此可见，胡铁花所编的两本启蒙教材，对胡适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二是通过母亲冯顺弟对胡适的影响。母亲冯顺弟对胡适读书的严苛几乎到了残忍的地步，这其中最主要的动力来源，可以说都是间接来自胡铁花。在冯顺弟眼中，胡铁花是一个完人，她在教育年幼胡适的时候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这句话既是当时冯顺弟对幼子严苛的所有秘密所在，也是胡适早年读书背负的最沉重的责任。因为这个责任，以至于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显得与其他孩子不同，不去游戏，唯一做的事情就是读书，还落了个“糜先生”（胡适族谱名嗣糜）的绰号。既然被唤作“糜先生”，幼年胡适自然也就要端个“先生”的架子，以致于偶尔在家门口与同伴玩“掷铜钱”，被长辈玩笑一句“糜先生也掷铜钱吗”，就羞愧得面红耳赤。

　　三是通过家族地位对胡适的影响。胡适出生绩溪“明经胡氏”，胡铁花著《钝夫年谱》中记录：“始祖昌翼公，本李唐昭宗太子……为避朱温之篡，匿名民间，赖义祖胡三公养为义子，因改姓胡。”这一点在明经胡氏家族中保留的一些风俗中略有印证，如胡氏是不许和李姓通婚的，胡适生前也曾与胡颂平回忆过：“我在儿童时代，六七岁光景，曾经参加国始祖昌翼公一千岁的纪念祭典。”胡适家一直是经营茶叶生意的，到胡铁花小时候，因为胡铁花的伯父胡星五建议“吾家世业买，然此儿慧，勿以服买废读”，胡铁花才有了读书机会，不再经商。胡铁花应该是胡氏家族第一个读书有成的人，治理学，精通舆地学，官至台东直隶知州，“以海防出力，赏加三品衔”（《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以这样的成就，胡铁花在族人中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他直接嘱托本族私塾先生或间接通过冯顺弟所表达的对胡适的教育愿望，都是能够被实现的。 胡适自己在《四十自述》中说：“我父亲死得太早，我离开他时，还只是三岁小孩，所以我完全不曾受着他的思想的直接影响。他留给我的，大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遗传，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我小时候跟着四叔念朱子的《小学》，就是理学的遗风。”

　　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胡适详细列出了他在家乡九年私塾期间由老师所讲读的书，依次分别为：《学为人诗》（胡铁花编）、《原学》（胡铁花编）、《律诗六钞》、《孝经》、朱子的《小学》（江永集注本）、《论语》（朱子注本）、《孟子》（朱子注本）、《大学、中庸》、《诗经》（朱子集传本）、《书经》（蔡沈注本）、《易经》（朱子本义本）、《礼记》（陈澔注本）。

　　从这份书单看，胡适幼年所学，除了胡铁花特别编的两册书外，其他与别的私塾并无二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因为与一本残缺的《水浒传》的不期遭遇，胡适的读书趣味，开始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