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树倒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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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接赵原电话:青年诗人吾同树今天上午在东莞家中自缢身亡。
一位才华横溢、具备广阔创作前景的诗人,一位嫉恶如仇的诗坛斗士,一位热情忠厚的朋友,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小树博客:http://www.wts.pkm.cn/
本贴由游子衿于2008-8-1 14:13:20在〖广东诗人俱乐部〗发表.
据说消息已经证实,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任何文字都多余而矫情。可想而知几天后网上大约又是铺天盖地的纪念文字,当然,可以想象,夹杂其中的也会有许多批评。余地的话还清晰记得:“一个突然死去的人是残忍的。”与上个世纪末的那场诗人自杀潮相比,这些倒下的兄弟们更加卑微,更加让人痛彻心扉,他们没有任何壮烈可言。
转小树博一则:
从长布村到上沙村 2008-04-22 19: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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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杂谈
最近,很想为生活状态留下点文字纪录,但没有很充裕的时间,也没有很强烈的文字感觉。
忙碌、劳累与困惑,这些都是较难写的。也不知应该使用怎样的语言,才能说清。
东莞的房子在装修,开始慢慢适应新的公司,深圳这座繁华的城市……
每次于夜色中,走在上沙村的道路,和熙攘的行人,匆匆擦肩而过,我就很有种冲动:写诗!
想着想着,想写一首长诗:《从长布村到上沙村》。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村子,一个在大山的腹地;一个在城市的中心。
一个在我童年的记忆;一个正在成为我未来的记忆。
一个我16岁开始告别,出门远行的村子;一个我30而立,在此打拼、做梦的地方。
这样的诗歌,应该也是需要用心血去慢慢完成的。
而我,还没有想好第一句:写夜色呢?写劳累呢?写不安呢?写和我一样走在谋生道路上的年轻人呢?还是写著名的深南大道,写高高矗立的地王大厦?
但,这个标题,将是具体的、具有象征和纪念意义的:从长布村到上沙村。
想起老安(安石榴),写完《我的深圳地理》后,不久就去了北京,在宋庄,据说现在又在沈阳了。
男人的脚,如果想走得远,就会到很远的地方去。……在路上,暂居是行走过程的一部分,只有行走,才是常态。
行走的时候,就已经苍老地想到叶落归根的问题,如果给我选择,可以的话去维也纳,在音乐中徜徉也罢,徘徊也罢,或者回到梅州,开间茶馆,在漫漫黄昏中写完自己的最后一章。
......阅读全文...【承蒙谷雨老师经常莅临我博微服私访,谨以此博,献给我们英明神武的谷雨老师——虽然博客内容和谷老师没有多少关系】
“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这句话不知道是谁说的,我觉得大错了。孙郁先生在《鲁迅与胡适》一书中也提到,鲁迅先生似乎没有年轻过,从他二十啷当岁开始,就写那些文笔沉郁的东西;而胡适不然,即使到了老年,他的文章也是意气风发的。但我却不觉得这就是鲁迅和胡适分属老少读者的理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鲁迅在文章中表现出的对待敌人的刻薄,倒有几份血性;而胡适则要宽容许多,更像一个长者。
当然,这种东西是见仁见智的,也许等我退休以后,我会写一篇博客来反驳自己今天说的话。胡适的文章大多直截了当,就连《文学改良诌议》这样的文章,也没有拉出大架势来云山雾罩唬人,而是简洁明了一二三四五几点列出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很鲜明,远不像鲁迅在文章里用个什么“异”来暗指钱玄同,害得语文老师跟学生们解释半天。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适的文章其实更适合在中小学课本里学习,可惜的是胡适政治不合格。
政治不合格的书读多了比较危险,于是这几天换脑子,开始读另外一本闲书:老威的《中国底层访谈录》。这套上下册的书我是三年前在网上读到了一部分的,后来在南华书店买到了一套,如今翻出来,才发现在书的封面上,有“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几个字样,猛想起去年某时看到的一篇署名冯善书的文章《<民间访谈录>是大陆新闻史上的奇迹?》,这里所说的《民间访谈录》就是《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台湾版。冯善书同志大概学历比较高,理工科的成绩也不会差,从老威的书中寻章摘句,挑出十几处来证明这不是一部“新闻作品”,而只是一部“文学作品”。
很明显,作为文学作品的话,《中国底层访谈录》给人的震撼力无疑会大打折扣,这也就算近年来为什么有许多畅销书作家们喜欢在自己创作的小说封面上打上“自传体小说”字样的原因。但我并不认为在中国的新闻纸上刊登出来的那些新闻,有哪一篇比老威的这个系列访谈更真实,更具有新闻性。
以教科书里对新闻的定义为标尺,来度量老威的这部书,无疑是愚蠢的,况且新闻和文学之间,界限本就不是非常清晰的。不过这种对底层生活一无所知、只凭纸上理论想当然的思维习惯,倒是中国所谓精英知识分子经常干的事情。当年厉以宁抛出取消福利保障论,就是经典一例。这种论调,基本上和两会时候某位官员大哥的国内旅游污染环境论是一个档次的。一个笑话说母亲告诉自己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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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水浒传>考证》里,引用了金圣叹的多处批注,并批判说“这种穿凿的议论实在是文学的障碍”。胡适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对文学作品的批注、解读和议论,又有那一项不穿凿呢?我等80年代生人的新青年们,虽然说没赶上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可是那个年代留在我们中小学时候语文课本里的烙印,却无处不在,这些烙印哪一项不是穿凿附会的?红楼梦是批判封建贵族腐朽生活的,葛朗台是反应资本主义国家赤裸裸金钱关系的,李白的诗是讴歌祖国大好河山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
穿凿附会是一切文学评论都绕不开的,其中的区别无非是有人穿凿得高明些,有人穿凿得拙劣些罢了。我读中学时候,课本里有一节《武松醉打蒋门神》,跟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样,武二郎在开打蒋门神之前,先是照例唠叨几句颇解气的话——这也是文人写书的毛病,笔下明明是气得“三尸神暴跳”的蛮汉,却能够在气头上巧舌如簧口若悬河地来一段讨伐檄文,从来都不会举拳就打,实在令人费解。这一回武松吃了酒,先是运用了欲抑先扬的手法,表扬店里的酒“略有些意思”,接着问酒保:“你那主人家姓甚么?”酒保答姓蒋,这是准备动手打人的武松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反问说:“却如何不姓李?”小时候书看到这里,都是费解的。于是那些全身心浇灌祖国花朵的辛勤园丁们,就穿凿解释说,“李”谐音“理”,武二郎的意思是说他们主人不姓李、不讲理。
这个穿凿实在不怎么高明,连小孩子也糊弄不过,于是心里结下了个疑问,直到后来读到清人张潮的《幽梦影》,碰巧也有关于这句话的解释。张潮说:
《水浒传》武松诘蒋门神云:“为何不姓李?”此语殊妙。盖姓实有佳有劣。如华、如柳、如云、如苏、如乔,皆极风韵;若夫毛也、赖也、焦也、牛也,则皆尘于目而棘于耳也。
显然,张潮也是在穿凿,只是穿凿得比辛勤园丁们要高明好几个档次。张的穿凿看起来似乎无理,仔细想想却生动有趣。姓有佳劣,其实不是姓本身,而是这些汉字有佳劣。记得有次采访唐师曾,本来是准备和他聊摄影话题的,结果他晃着大光头,天南海北扯了一下午不相干的事情,打断都很难(人家是资深记者,自然知道怎么对付记者打断自己谈话)。我还记得颇有趣的,就是他说到中文对各国国名的翻译,颇有势利眼的味道:那些国力强大的,都是两个字,而且都是好字眼,比如说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而国力小的,就只能叫毛里求斯、坦桑利亚之类难听难记的名字了。这个说法后来又有朋友在闲聊的时候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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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在《建设者的姿态》一开头写到:“作为北大人,我对适之先生总有一种歉疚感。”其实以胡适对中国新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应该对他抱有歉疚感的,又何止是陈平原一人或者仅仅囿于北大人?
然而作为普通读书者的我们,若一定要说自己对胡适或者其他什么人抱有歉疚感,其实是非常矫情的。言下之意,仿佛我们应该与之通过作品有如何的沟通和理解,应该对其思想和精神有如何的继承和发扬,方才不枉了读书爱好者的头衔。而我素来没有这样的读书责任感,我对书的喜好大多数时候也是叶公好龙式的:喜欢把成套的书买回来堆在书架上,然后自己点着烟心满意足地看,或者等待来客人的时候,竖起耳朵听几句他们的赞赏。
对于藏书的赞赏,经常含着许多微妙的意思在其中。比如说客人赞赏主人藏书多好书多,若主人不是一个专业的藏书家,那么言外之意大致就是说主人看了许多书,而且都是好书,想必学问也不会很差。正是有了这层微妙的关系,那些书都买的急了一些,现在躺在书架上,显得有些落寂。
这套《胡适文集》我倒是很想买来看的。老实说,我们这样年纪的人,由于教育背景的原因,对胡适的作品大多都没有接触。而我有时候细想起来,除了在一些批评文章中间接看到一些胡适文章的引文之外,大概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作品,但内心却一直存在着一丝隐约的对胡适的亲近感。这种亲近感的来历很复杂,细想起来,第一大约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叛逆心态,越是被批判的,越是能引起自己的兴趣;第二来自许多我所熟悉的人和敬重的人的转述,他们在字里行间里流露出的对胡适的态度影响了我;第三,或许还有一点点很蹩脚的理由,那就是胡适是安徽人,这与我对陈独秀的好感大体都是相似的。
《我的信仰》收在十二卷《胡适文集》的第一卷,作为开篇之作,算是比较详细说明了他的家学渊源。这些家史在与胡适同时代的许多学者身上,并不罕见,也不见得有多少奇特,大体就是先是受了晚清的传统私塾式教育,后来走出去,接受了些民国时期的“新教育”,再去西方,接触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这样的经历让那个时代产生了许多学贯中西的大家。
倘若抛开所谓政治立场等因素,仅仅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对胡适的评价几乎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也是中国文化发展转折点上的一个关键性人物。记得几年前曾在网上看到一篇质疑胡适多个博士头衔的文章,现在想来,是何等愚蠢,所谓博士头衔对于胡适来说,并不构成任何荣耀。任何一个对一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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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大多是些作者藏书的闲话,只能是些趣味。对老人家们这种半文半白的文风曾一度很迷恋,比如张中行、曹聚仁。黄裳这本书里最八卦的当是当年他和张中行打口水仗的那几篇文章,最近炙手可热的葛剑雄也牵扯其中,字里行间看得出黄裳对葛的不喜欢。巧的是手上正好有一本张中行的《桑榆自语》,里面收录了几篇相关文章,就对照了读了一下。比较之下,似乎黄裳要左一些,而张中行的观点右得多。在批驳张中行的时候,黄裳举出了汪精卫作为例子,倒想起几年前某次在杭州与朋友吃饭,说起战争民族之类话题,我说了自己的观点,有一位浙大的仁兄便说我这想法和汪精卫如出一辙。
当然,老爷子们打笔仗,并不见得比一般人高明多少,只是行文潇洒,很值得学习。于是一晚上就把《桑榆自语》跟《书之归去来》翻来覆去比照着看,出于一种习惯,对比了一下版权页。手上的《桑榆自语》是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名人名家书系”之一本,1996年的第一版,我零星从旧书摊收集到了巴金的《十年一梦》和林海音的《英子的心》以及这本,版权页上现实是98年的重印,印量3万多。年近90的黄裳也算是近年还在世的不多的大家,虽然他那种有些偏左的观点和收集作家题字的做法我不太感冒,但这种藏书的小随笔,绝对是一流的。而这本《书之归去来》是2008年中华书局新出的,只印了5000册。从出版社来说,中华书局在人文书出版上胜过人民日报出版社是显然的,然而相距十年,同样题材的书,印量差距却如此之大,解释只能是读者口味了。
由此也想起上个月见到的某位学者,近年来他的历史类散文很畅销,动辄几万,而他说起想把手上的一些随笔散文结集时,很没有底气地说:“印个8000册,估计也能卖掉吧。”
在机场车站,无聊的时候就会去看看那里的书店,尽管都是些不感兴趣的书,余世维的DVD和经管类图书为主,人文书大多是鬼吹灯一类或者当年明月风格的历史。期间经常看到在放杂志的地方有《小说月报》、《作家》、《收获》一类,并不是说这一类杂志不好,只是小说与散文、随笔、诗歌的不同,让它更容易拥有更多读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于坚在某年的《中国新诗年鉴》序言中说的,在过去几十年里,没有一种文学形式的发展超过了诗歌,同样的另外一个观点是陈超,或者臧棣,大意是说90年代诗歌是最好的云云。其实在散文、诗歌、小说之间,前两者大约是最吃亏的,因为它们不能带来除了文字愉悦之外的其他东西,如果一篇散文、一首诗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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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做多了,自然就有些心得,码字也不例外。
码完第三本书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了一个初中时候看过的故事,作者可能也是个码字匠,如我现在一样,正儿八经在说自己的码字感受,就说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说他小时候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山村,那里的农民兄弟们出于一种世代遗传下来的集体无意识,对一切印着字的纸张都很崇敬。这位码字匠同志还写了一个细节,说他亲眼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太太捡起一张旧报纸,直说罪过,因为报纸上印着字。才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那个激动啊,于是回去就把自己仅有的不到十本文学名著全都搬到床上,每天枕着睡,并想象着自己在读那几本书的时候,脸上会不断露出饥饿的人扑面包时候的表情。
但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打心眼里有那种饥饿感。正如现在,我每天彻夜不睡,灯火通明地辛勤码字,像辛勤的小蜜蜂,然后把码字换来的钱一部分用于买米,一部分用于买书,然后把书堆在电脑旁边,然后我又坐在书堆里码字换钱。
等到我自己开始码书的时候,突然在想,要是那些书都是我这样码出来的,我岂不是上了大当?
前几天和胡桑在闲聊自己对诗歌的态度,我大致说,其实我对诗歌看的很淡。其实这也不算是实话,当然也不算是假话,人总是这么矛盾,就像我在码字的时候,也曾义正严词地说到所谓文字蕴含的文化,母语的文化承载之类。可现在想来,突然就觉得所有的字都是那么虚伪,读书和码字其实都是在作秀,有些是作给别人看,有些是作给自己看,无非是要用些煽情性的文字来装饰自己而已。秀作久了,自己也就信了,觉得那是真实的内心想法。在没有网络的年代,我曾热衷于给各地的兄弟们写信,那时候铺开信纸,第一句一般都是“**兄弟,见字如晤”,到结束的时候,就写上“书不尽言,握手”。“书不尽言”,多好的一句话啊,后面还有半句,言不尽意,由此可见,所谓文字,基本上是思想的三道贩子,已经离题万里了。
只是我们都习惯了把问题越高越复杂,把文字越搞越煽情,把自己越搞越像作家,最后大伙儿都信了,自己也信了。
其实没有一种文字不是虚伪的,煽情的。就像这个全民博客带来的全民写作时代,去看吧,所有的博客,所有的文字,千姿百态,除了绞尽脑汁装点自己虚弱的所谓情感之外,别无它。
最后我也煽一个,作为结论:这是一个适合沉默的年代。